“没落的诗坛”是个伪命题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最后的狂欢后，诗歌已从大众的热闹中渐渐隐去了。这些年来，诗歌在文坛中退居尾席，诗人的光环日渐暗淡，诗集诗刊乏人问津，读者 们也迅速涌向快餐和实用文化———这些情况真实地存在着，以至于人们谈起诗歌时，常常会带着“诗坛衰落”、“诗歌边缘化”、“无人写诗”的感叹。

　　然而，在记者对上海诗坛进行了一番扫描式的采访后，却也分明感受到：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校园、职场、网络、坊间，到处可以寻见为诗而歌的布道者，诗歌创作也日益多元、丰富———看似寂寥的诗坛，实则仍有别样的热闹。

　　徐如麒：编了一辈子诗歌，80、90年代是“最好时光”

　　“1997年前后，这么高一摞的《海子诗全编》，一排排放在北京的三联书店里，一会儿就没了。更早一点的《顾城诗全编》，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卖出去一二十万册，现在十成新的《海子诗全编》在一家旧书网上开价开到1000元。”

　　这两本诗集当年的策划人徐如麒，在描述这番情景时，把手抬在半空中比出一米多的高度。他说：“上世纪80、90年代对于现代诗歌，包括整个文学界、出版业来说，都是段好时光。”

　　徐如麒说，自己是“差不多做了一辈子诗歌编辑”，如今他退休后被返聘，主要负责上海文艺出版社对外合作编辑室的业务，诗歌图书编辑的工作只占很小一部分了。在他的办公室里，各类书籍直接在地板上堆积如山，放眼其中，却很难在连排的书脊上发现“诗”的字眼。

　　“记者来采访诗歌的事，勾起我很多甘苦。”采访间隙，徐如麒对刚进来的同事说，然后眯起眼睛略微沉吟，又继续讲。

　　1980年，从部队专业回来的徐如麒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小说、散文的编辑工作都做过，但做得最多的还是诗歌。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 国最有名的诗人几乎都在我们这里出过诗集，比如舒婷的那本成名作《双桅船》，当时懂点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在那段“好时光”中，徐如麒还策划了 《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十大诗人成名作》等一批大受欢迎的诗集。其中那本《十大诗人成名作》选了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等 写现代诗最有名的十几个诗人的巅峰作品。这本诗集薄薄一本，定价五毛钱，出版后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前后销出二三十万册。为此，诗人臧克家还专门写了一张条 幅送给徐如麒。

　　“现在的情况是出一本亏一本，出版模式也完全变了，以前出诗集，我们是要付给作者稿费的，现在是写的再好，也得作者自己掏钱出书，或者一些诗歌团体、组织出钱，叫按需定制，就连成名几十年的诗人也是这样。”

　　徐如麒告诉记者，目前出版一本书，起码要销到5000册才能获得一点微利，这对于诗歌图书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数字，一般的诗集，首印2000册已 经算是很多。近几年由该社出版的诗歌图书中，唯一销到几万册的就是民谣音乐人周云蓬的诗集《春天责备》———当然，周云蓬是不需要为此付钱的。

　　“要是周迅、范冰冰这些大明星说在我们这里出诗集，那肯定一分钱不要，保证好卖，不管写的好不好。”徐如麒这话并不单纯是在开玩笑，在他看来，诗集只 要还在出，就是在努力，至于上世纪80、90年代那段近乎全民爱诗的“好时光”：“今后应该是不会重演了。”　　季振邦：诗刊和剧院，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 味

　　出诗集已是奢侈，而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同样也不容易。

　　在诗歌兴盛的年代，各类综合性的报刊、诗歌杂志，是培养诗人的摇篮，文学刊物出诗歌专号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今天，专门的诗歌杂志已寥寥无几，老牌文学刊物上容留诗歌的空间也越来越少，越办越厚的报纸上也难觅一首小诗。

　　这一现象在《上海诗人》杂志的执行主编、诗人季振邦看来不足为怪：“都说现在没人写诗了，其实是发表诗歌的平台少了。像我们的邮箱里一直有不少投稿，一个月几百首是有的，还有的人一投十几首。杂志两个月出一期，稿子经常用不过来。”

　　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与现代诗渊源颇深的上海，自建国后到2007年《上海诗人》创办以前，还从未有过一本专业的诗刊，这也是上海诗坛的“一个心病”。缺乏一个专业的、集中展示诗歌的平台，令季振邦感到上海诗坛如“散兵游勇”一般。

　　严格来说，《上海诗人》是“以书代刊”的丛书，即在出版社拿书号，以杂志的形式定期出刊。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诗刊”，能办下来也是不易。季振邦告诉记 者，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刊号的诗歌杂志扳扳手指就能数得过来：北京的《诗刊》、《星星》，西北的《绿风》，安徽的《诗歌月刊》，江苏的《扬子江诗刊》等，生 存状况都不甚理想———“办一本刊物每年要投几十万养着，亏本是毫无疑问的”。

　　以《上海诗人》为例，办刊经费和编辑工作由上海市作协承担，出版和发行则由出版社负责。这里的十几位编辑虽然都是作协会员，但各自也都有其他的工作， 有当老师的、有开店的、还有警察，季振邦本人也是退休后返聘。更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们编这本杂志是没有工资的，一切都凭着对诗歌的热情。

　　“有人说看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如何，就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一本诗刊和一个剧院。以前上海没有诗刊，现在有了大家就很珍惜，没报酬也要办好。”季振邦 说。办了将近7年的《上海诗人》，尽管诸多不易，编辑团队仍保持着热情如初。翻开《上海诗人》，“名家专稿”刊登已成名诗人的新作，“华夏诗会”汇聚全国 各地的诗人来稿，“海上论坛”发表诗歌评论，“新生代”专为90后的年轻诗人提供平台……

　　而关于这本诗刊的未来，季振邦并未作太乐观的预测：“能办下去就很好，时代不一样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不写诗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但那毕竟是特殊年代。诗歌从文体形式上就决定了它是小众的，我主张诗歌要努力地走向大众，但这是非常困难的。”

　　于怀玉：悄悄地，诗人都挤在了网上

　　（诗歌报网站创始人）

　　诗歌走向大众非常困难？网络诗人们也许不这么认为。就如同在纯文学捉襟见肘的时候，网络文学却大行其道。虽然，与网络文学一样，网络诗歌在获得人气的同时，也总是与争议同行。

　　诗歌报网站———有人称之为“中国网络诗歌的黄埔军校”。今年的5月4日，是这家诗歌网站创立13周年的生日。采访时间在生日前夕，创始人于怀玉进门 还没说话，就先递给记者一本足有5厘米厚的书，书名大气：《中国网络诗歌年鉴（2013卷）》。这是一部已经连续出版了11年的网络诗歌选本，于怀玉说： “这本书呈现了地球村诗歌的可能性，纯公益，非商业。”

　　生于1966年的于怀玉，人称“上海小鱼儿”，早年揣着一颗诗人的心从安徽游弋到上海。在创办诗歌报网站之前，他在芙蓉江电脑城经营着一家小门面，与 此同时也在各文学网站、论坛上结识了天南地北的一群诗友。2001年，于怀玉投了1万块钱，连同几句诗友，选在五四青年节这天启动了诗歌报网站。

　　“刚开始很惨的，加上我们几个才有一二十个会员，两年之后，就达到2万会员。现在我们注册会员有30多万，真实有效的会员数是5万多，每周必来的活跃 会员有6千左右，最高峰时一天的发帖量达到9千，现在平均每天1千左右，包括开了没多久的微信公共号也有四位数的订阅量了。”

　　诗歌没落？在于怀玉这里没有这回事，他向记者细细盘点、介绍着诗歌报网站的“火爆”程度：“诗歌报论坛的版主、会员遍布世界各地，潜伏在各个行业。中国现在有名的诗人中，有10%是在我们这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是在为中国网络文学史培养诗人。”

　　说起诗歌报网站滔滔不绝的于怀玉，虽然言辞间稍显“高调”，背后却也不乏辛酸：因为坚持网站的“纯公益、非商业”模式，目前的诗歌报网站维护和举办活 动，以及编印出版物的资金几乎全靠于怀玉和几个主要负责人贴钱“养着”，每年的投入约在10万元左右。而网站里从站长、副站长到论坛版主，也全部为义工， 所有工作分文不取。如今，于怀玉已经在诗歌报网站的基础上成立了一家名为“诗意中国”的文化传播机构，号称“中国最大的诗歌NGO”。并以此为基础举办各 种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大型诗歌活动，同时也在探索诗与绘画、音乐、时尚等各种文化形式的跨界合作。

　　除此之外，坚持做公益，也是诗歌报网站的一项宗旨：为论坛中一位罹患癌症的诗人募捐，给乡下图书馆送书，到上海最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帮助孩子们改善教 育条件等等。于怀玉说：“可能大家觉得写诗的人比较酸腐，但我们一直主张诗人要介入当下的生活，为同类人送点温暖，做点实事。”现在，诗歌报网站也成为今 年“中国梦·劳动美”上海农民工写诗诵诗大赛的投稿阵地。

　　胡桑：诗歌没有没落，只是回到常态

　　（青年诗人）

　　虽然，这个时代已快成为网络的天下；不过，有些时候，诗歌的热闹也不止在网上。

　　三月末的一个大雨天，春寒料峭，复兴中路上的思南文学之家里传出诵读诗句的声音。“我为把偶然称为必然而向它道歉/万一我错了，我就向必然道歉……” 这是一场关于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读诗分享会，冒雨前来的读者提前十多分钟在入口处排起队，可容纳两百人左右的室内座无虚席，就连后排可站立的空间也变得 抢手。

　　一场面向公众的诗歌活动竟然如此热闹，这一情形让辛波斯卡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的译者，今年30岁出头的青年诗人胡桑稍有吃惊，他转而想了想，对记者说：“因为这次是读辛波斯卡，如果换一个诗人还这么热闹，我就很奇怪了。”

　　的确，这些年来，小众的诗歌近乎与大众的热闹绝缘，“式微”、“衰落”这些词眼也常常被用来与诗歌并行。

　　“这是一个预设的判断，所谓诗歌式微、落魄，是不存在的。”诗人王小龙毫不客气地将“诗歌式微”的问题定性为伪命题。他1968年就开始写作，相传是 中国口语诗的秘密源头。30多年前他在上海市青年宫开的中学生诗歌讲习班，启蒙了一批青少年诗人，其中就有后来创立“撒娇诗派”的默默。虽然他后来的主业 一直是纪录片导演，但从未疏离过诗歌。

　　王小龙反对人们印象中对诗歌现状的这种认定：“我现在每天在网上都能读到各地的诗人写的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诗人写的，非常出色的作品。现在诗集可能是出的少了，但更多的人在网上写诗、读诗。所以诗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但从来没有没落。”

　　“与其说诗歌没落，不如说是回到了常态。诗歌在五四或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范围的流行其实是不太正常的，对诗歌本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的情况。”胡桑补充了前辈王小龙的看法，而他的这一说法，也似乎是在映照自己的经历和变化。

　　胡桑早年求学时正逢上一个诗歌浪潮，同许多经受诗歌洗礼的年轻人一样，也有过一段为诗疯狂的时期：高中时写诗在学校里出了名，还张罗出一本文学校刊； 模仿海子留长头发，为海子和顾城式的非正常死亡做“诗意的辩护”———诗人的精神世界，不能用常规的眼光去审判；甚至于，为了展现诗人的特立独行，读大学 时他放弃进入北京和上海著名高校的机会，执意“孤身走西北”，去了陕西。

　　而现在的胡桑，留着普通的短发、穿普通的衬衫、以普通的节奏过日子。除了写诗，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胡桑现在给自己的定位。尽管初次聊天时，他下意识间搓弄的双手还是透出一些诗人式的内敛。

　　“海子当年走进一家饭馆，对老板说，我给你朗诵我写的诗，你能不能给我酒喝。这样的事情只会在那个年代发生。”胡桑讲了这个在西川的书里看到的故事， 他说自己早过了那个“疯狂的阶段”：现在是以平和的方式写诗，参加各种诗歌活动，也开始认为海子是被神话了，顾城杀妻是违法的，不可原谅。

　　“这跟年龄的增长和诗歌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吧，对诗歌来说，极端的不一定就好。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诗人们把青春的状态发挥得太多了。”胡桑说， 为诗疯狂的日子很美好，但眼下这种“常态”的生活更令他感到适宜。最近他写了首诗，其中一个句子是：“他多么渴望相似于困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为什么要写诗？我喜欢！

若在20多年前，写诗、爱诗是追随时代潮流。而现在，与诗歌相关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冷门。不过，对于一些真正的爱诗者而言，无论时代与个人境遇如何流转，诗歌理想都从未被忘却。他们，一直在为诗疯狂着。

　　绝不会对别人说：我是诗人

问：“诗人身上有什么是让人讨厌的？”答：“就是那种告诉全世界他最寂寞、最孤独”。　　诗人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群体。所以，没有人愿意在别人的面前说“我是诗人”。

　　民谣歌手白羽：别人只知道我是个“教吉它的”

　　当披散一头长发，挂着很重眼袋的白羽站在你面前时，大概没有人会说他不像个诗人。再走进他位于海伦路上的工作室，这一判断就更能确定了。

　　晦暗、密闭、幽寂。白羽的工作室里，透着一种哥特调调。并不宽敞的客厅里，一架钢琴占去了近半空间，窗帘没有完全拉开，镶在墙面的一块黑板上画着五线 谱和一些音符，一旁的茶几上放着他和几个朋友自印的诗集，取名《囚徒》。白羽在这里教钢琴和吉他课程，兼与诗人朋友小聚。他是个民谣歌手，当然也是个诗 人。

　　几分钟之前，记者在小区里向保安询问白羽工作室所在的楼栋位置———“写诗的？没听说过呀。哦，教吉他的，那就知道了。”白羽解释说：“只有圈子里的朋友才知道我写诗，这里的人一般只知道我是个教音乐的歌手。”

　　民谣歌手大多有“北漂”的经历，白羽也一样。也正是2000年初他在北京漂着的时候，结识了一批诗人：“音乐圈和诗歌圈的人有很多重合，我们写的歌词 本身就是诗，给诗谱上曲子就成了一首歌。”回到上海后，白羽在2006年组织了第一次诗歌召集活动，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来了60多个民间诗人。此后，相似的 活动也陆续进行，近两年的参与者渐渐减少后，活动主题也多回到了音乐上。不过，对于白羽来说，音乐和诗是没有分开过的。现在，他也常被各大高校邀请去讲课 ———民谣、诗歌、哲学，都是他的授课范围，并且是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不管诗还是音乐，最重要的功能是让我们能独立的思考。”这是白羽对诗歌精神的理 解，也是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常常强调的。

　　聊了许久后，白羽从房间里拿出一把吉他，闭起眼睛弹唱了一首由他谱曲的，已故80后诗人小招的诗《我的希望在路上》：“在宽广的大路上行走着/没有终 点、目的和意义/在前方茂密的苹果树下/有一个孤独地等我的少女/她将拉着我的手继续前行/走到那下一个城市里/那个城市里没有别人。”曲子温暖明净，调 和了这间屋子里原本的晦暗。

　　生意人王晟：告诉顾客自己是诗人，对生意没好处

　　在约定的采访时间，记者见到了西装革履的诗人王晟，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XX信息科技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没有人真的会在名片上写自己是诗人吧，现 在的诗人都有自己的第一职业，像我这样做跟诗完全不相关的工作，告诉别人说自己是诗人，对生意没什么好处。”他解释道。

　　王晟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公司员工和生意伙伴没有人知道他是个诗人，他更不会主动提及,原因是：“很多人对诗人的印象不好，觉得这人不靠谱”。而早在年 轻时还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王晟就有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回家独自写诗的习惯。他曾经与7个朋友一起，在华东师大的校门外开过一家“晋风书店”，兼组织诗歌活 动。目前已发表了不少作品，在上海的诗歌圈中名气甚高。不过，由于诗人的圈子和生意场上的圈子没有重合，王晟也一直保持着两个身份间各自的独立。

　　做生意和写诗，几乎是两种背道而驰的事情———前者更近功利，后者更近纯粹。而王晟告诉记者，做生意的确对写诗有影响，没时间、没心情都是问题，但由于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脱离诗歌的圈子，因而两者虽然冲突，却不至于荒废诗情。

　　“现在读诗的人却来越少，太让人遗憾了，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诗歌，你看中国在古代就一直就有诗教的传统，从《诗经》开始……”王晟谈起诗歌时，话题经 常绕着绕着就谈到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上去了———他并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单纯的诗人和生意人的综合体，从这两个身份出发，他对现实生活有一些更大的关怀： 他写过一篇《让“诗化教育”打开阴霾之窗》的长文。主要的观点是：“诗化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思维创新教育，也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教育理念。并提出用诗歌来兴 发、引导孩子的志趣，开拓孩子的眼界，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校园诗人肖水：在“圈子里”，诗是很热闹的

　　“要知道，我从8岁起就立志要当一个作家，小学五年级就确定要做个诗人。”

　　问起复旦大学著名的校园诗人肖水为什么写诗，他可以从8岁那年，因为带着大人的眼镜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装模作样的读一本其实根本看不懂的杂志，而被路 人夸：“你真像个作家！”———这件20多年前的旧事讲起，一路讲到眼下刚举办过的第四届复旦“光华诗歌节”。细节精确到那本杂志的名字叫《幸福》，并且 他看的时候把书拿倒了。

　　就是8岁时得到的那句夸赞，以及高一时在家乡湖南郴州一家报纸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九月的礼赞》，“一种莫名的虚荣心”推着肖水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诗人梦，在这条路上，校园诗社是他的阵地。

　　高校校园，一直是青年诗歌创作和发展的热土。许多大名鼎鼎的诗人，最初都是在校园中已崭露头角———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最负盛名的“北大三诗人”：海 子、骆一禾、西川。而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诗歌盛会中，上海各大高校的校园诗社自然也未缺席。上世纪90年代末，许多曾在青年群体中盛极一时的校园诗 社渐渐销声匿迹，创始于1981年的复旦诗社也不例外。

　　肖水是第27任复旦诗社社长，并且推动了复旦诗社的“复兴计划”，现在毕业后留校任职，同时也继续担任着复旦诗社指导老师的职务。近几年中，各大高校 的诗社相继“复活”，校园诗赛、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也重新进入校园生活。一直未离开这个圈子的肖水认为：“上世纪80年代校园诗人相对更理想主义，而现在的 校园创作题材更显多元化，也更个性化，可以说校园诗歌是从云端回到了地面。”

　　一个星期二的晚上，记者应约来到复旦大学位于一栋男生宿舍楼一楼的“诗歌图书馆”，参加复旦诗社定期组织的“匿名评诗会”：参与者事先提交近期的原创诗作，组织者抹去作者姓名后汇集打印，参与评诗的成员在交流时“对诗不对人，有什么说什么”。

　　评诗开始，找一首自己“有感觉”的诗，先朗读一遍，再自由点评。

　　“‘开始写书信以后/你皱眉的样子刻在纸里’我觉得这个‘写’字是不是太多余了，还有这个‘刻’字用的太俗了吧？”

　　“太散了，不知道在讲什么内容，有点矫情。”

　　“这首诗给我的感觉是华丽而内敛，并且不矫情。”

　　20多位诗社成员围着桌子坐满一圈，“俗或不俗”、“矫情或不矫情”是极容易被提到的问题。“矫情”，是他们口中的高频词，当它来形容一首诗的时候， 是一种批评，意味着不够成熟、自然。当大家的评论过多流连在细节问题上时，肖水也会提醒大家注意一首诗的整体性。他说，校园诗人就是在这种真诚的砥砺中诞 生。

　　黯黯：70%忙生计，30%在写诗

　　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黯黯是撒娇诗派第二代代表诗人，同时他还开着一家出版公司。黯黯说他有三个名字和三种身份：笔名黯黯，是个写诗的年轻人；本名李明，是日常生活里的自己；又名李日月，是出版界的新秀。

　　今年年初，黯黯刚刚联合一家外地出版社，出了一套以收录优秀青年诗人作品为主的“星丛诗系”，里面包含他自己和厄土、胡桑、刘化童、须弥、茱萸，共六 位颇具代表性的当代青年诗人的自选诗集。在前阵子的北京大学“未名诗会”上，这套诗集赚了不少眼球———有诗坛前辈评价：“知道现在很多年轻诗人写的好， 没想到这么好。”圈内的认可让黯黯很是开心，也挺满足。

　　作为一个16岁就获得“全国十佳校园诗人”称号的年轻诗人，黯黯对年少有才的同类人也颇关照。最近，他读到一些90后诗人的作品，遂感“被一些乳嫩的气息感染，乃至击中，心情大好。”便当即与好友胡桑说：找几个优秀的，我来免费给出诗集。

　　不过，有些东西总是叫好不叫座的，比如诗集。黯黯告诉记者，现在出一本诗集，“销量”基本靠送：“相互赠送诗集是这个圈子的习惯，因为没人买嘛，不过 这次我带了个头，自己掏钱买大家的诗集。”黯黯说，他的诗集《痛苦哲学》出版后，也曾对“新书大卖”有期待，但也只是“想想罢了，知道不太可能”。然而， 这也并不影响黯黯在新诗集出版后的好心情。

　　与师父默默一样，黯黯对眼下的诗歌创作环境很乐观，但也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缺了点诗意：“就算我们这些诗人，也是70%忙生计，30%在写诗，没 办法。”他写过一首诗叫做《让一部分人首先诗意起来》，读来极为提气：“圣火燎烈吹遍城市和乡村/大地丰盛生下苦难在飞翔/青春的诗人合力拨开混沌/人民 站在云朵上呼吸芬芳/让一部分人首先诗意起来/水面上桃花正在秘密盛开。”

　　默默：这是诗歌创作最好的时代

在莘庄附近，有一座著名的“撒娇诗院”，那是一个以诗会友的诗歌圈子。成立十多年来，来来往往的诗人已有近万人次，各类诗歌活动也有数百场。在这里，躺在 地上晃着腿大声读诗者有之，通宵畅谈后靠着椅子直接睡倒者也不在少数，诗院中总弥漫着浓浓的书香和诗意。这里的主人默默行走诗坛30余年，他说：这是诗歌 创作最好的时代。

　　以诗会友，成“诗坛孟尝君”

　　2002年，在房地产行业捞到一桶金的诗人默默，改装了自己位于莘庄的一处160平米左右的寓所，打造了一个满室皆书的诗人聚集地，无偿接待四方往来 的诗人，他也因此有了一个“诗坛孟尝君”的美称。此后，他又与几个诗人一起，在云南香格里拉也开了一家撒娇诗院。从此，默默每年随季节往来于滇沪之间。

　　四月末，记者联系采访时，默默正巧刚从香格里拉回到上海享受江南的春天。他说自己现在是个闲云野鹤的诗人，过着候鸟一般的生活：冬夏季节在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避暑、避寒，春秋季节又飞回上海与家人、老友相聚。

　　在诗歌的江湖上行走30多年，关于默默和撒娇诗派的传说已流传甚广：默默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不到20岁开始写诗。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生活困顿的默 默决定投身房地产行业，先解决“面包问题”，于是有了他在房地产行业闯荡的经历，此后他便激流勇退，回归诗坛，并造起这座乌托邦式的撒娇诗院，广纳诗坛宾 朋。默默常说：诗人也要有济世的情怀。

　　顾城说过，喜欢我的诗

　　前面提到，默默曾参加过王小龙办的中学生诗歌讲习班———他在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就开始写诗了，进了大学后就带动全班一起写，后来进工厂做图书管理 员又办起了诗刊。用他的话说，那时是“如火如荼的写诗”：“上学路上写，上课写，课间10分钟休息时写，放学后回家还要写。每天诗意蓬勃，写得昏天黑地。 上衣口袋是诗篇，裤袋里也是诗篇。”　　默默19岁那年，著名的朦胧诗人顾城在上海凯旋路上的一间民房里住过。有天，王小龙转话给默默说：顾城看了你的诗 很惊讶，说很喜欢你的诗。当时流行朦胧诗，而默默写的是口语诗，顾城的惊讶可想而知。

　　“以前喜欢惠特曼啊艾略特这些，现在更喜欢陶渊明。”默默告诉记者，他现在除了写诗、玩摄影，还在云南大学开选修课：讲摄影中的诗意，讲现代诗歌流 派、第三代诗歌等等。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也被学生作为硕士、博士论文的题目。本以为这样一个悠哉悠哉的诗人，已像陶渊明般寄心田园，余暇传道授业，孰料他 说自己也常看网上、电视上热播的韩剧和综艺节目，并且觉得“挺好看”———世俗的热闹他也没落下。

　　“这是诗歌创作最好的时代”，默默把这句话说了两遍，还加重了“最”字的语气。他的意思是：“这个大时代可以写的题材太多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 你比如说青藏铁路，它能通过冰冻的土层到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让我们能站在纳木错河边———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件，居然没有好诗去讴歌，太可惜 啦。所以诗歌题材一定要‘走出去’。”　　默默提出这个观点的理由还在于：“现在不仅创作题材丰富，诗人活的也久啊，活得久创作生命就长，你看黯黯这个年 纪的，那才刚刚开始。”他指着坐在旁边的黯黯说。

　　因为生活朴实平凡，诗意才有价值

　　有人说，诗歌高妙，是用来仰望的。而对于另一群人来说，诗歌平凡，就是眼前的生活：深夜中厂房的工作台上有诗，凌晨三点的肉铺里有诗，风吹日晒配送快递的途中也一路有诗。也正是经由他们，阳春白雪的诗歌与我们平凡而火热的生活，融为一体。

　　农民工诗歌赛：“不会打字”的也投了稿

　　4月初开始，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及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上海农民工写诗诵诗 大赛火热开展。两个月的征稿时间中，主办方共收到了280多首来自城市打工人群的诗作，直到投稿时间截止仍有人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再投两篇”。

　　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些来稿中有30多篇手写的作品：一位叫朱良臣的快递员寄来一篇在A4纸上手写的参赛作品《平凡打工仔》；还有张姓的一家三兄弟， 同时寄来《环卫礼赞》、《打工有感》等几首手写的诗歌作品。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大赛原本要求参赛作品是以电子版形式上传网站，但鉴于已经收到了多份手写 稿件，同时考虑农民工群体的实际条件，便放宽了这一规定。他们在与其中一位作者联系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不会打字，也没钱买电脑，但我的诗是想了好 几夜想出来的。”大赛的一位评委告诉记者，这些诗歌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质朴而真诚，许多作品甚至不输专业诗人。

　　借由本次大赛，记者也发现：在我们这座繁华的城市中，还“潜伏”着大量职工诗人、农民工诗人等来自基层劳动岗位的爱诗者，他们的故事有笑、有泪、有诗意。

　　最艰苦的时候，还有诗和我在一起

　　70年代末出生的石生，现在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安稳自在的生活。而在17年前，石生刚从家乡河南来到上海的时候，他的生活则全然是另一番景象。

　　1997年，石生考到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专业精细化工工艺，大学毕业后进入位于嘉定区的一家涂料厂工作，成为一名技术员。厂里的工作繁重，常常是 “三班倒”的作息：从夜幕降临到晨曦初现，石生的上班时间是这个世界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而对于一个从中学就开始写诗的人来说，即便是在深夜的厂房，也难 掩“诗兴”。

　　有时，石生来了兴致就在工作台上写诗，写《流水线的姑娘们》，写《工业区的路》：“像是农夫走进了他的麦田。闪着光的早晨/因为一只小鸟的飞过/而抬 头望望天空/看到的是碧玉的蓝。澄清安详/生活要伴随疲惫开始/机器的运转就是季节和时令。”就这样没过多久，工厂里经常在厂报上发表诗歌的几个工友自然 的熟络起来，下班后一起聊聊诗、喝喝酒，成了他们最好的业余消遣。

　　“很累的时候，写诗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心中的情绪、想法只有通过诗才能淋漓的表达出来。”石生告诉记者，就算在苦于生计的时候，他和工友们的诗也一 直是比较阳光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上海虽然是外地人的身份，但“上海是个公平和公正的地方，任何人只要努力，都可以有一番成就。所以我们这个群体里颓废阴 暗的很少。”

　　此后，石生一边坚持写诗，一边为获得更好的生活打拼。他陆续换了许多工作，为了进外企，他苦练英语，在美国、荷兰等外资公司都呆过；与此同时，石生从 2001年开始，就参与创建诗歌报网站、与站长小鱼儿一起举办各类诗歌活动、主编过多期《中国网络诗歌年鉴》。此外，他还出版过两本可以当教材用的诗集： 《镜中之花———中外禅诗精选》、《中外现代诗修辞艺术》。石生现在是诗歌报网站的常务副站长，他的名字前面也多了一个“著名青年诗人”的前缀。

　　“现在石生回到老家正阳县，跟明星是一样的，当地官方网站上有他的照片和报道，各个学校都请他去上课，普及诗歌文化。高中请他去给学生们讲《当代诗歌 的基本要义》，举办大型诗会，那场面，相当热烈。”石生的老乡，在网络上知名度颇高的女诗人潇湘妃子向记者如此描述了石生在诗坛上的“地位”。

　　在上海打拼多年，石生对工作的努力和对诗歌的热爱，果然都换来了公平的回报。目前，他做着化工材料销售的生意，而他的诗人身份甚至也帮了他生意上的不 少忙。“我以前在厂房的工作台上写诗，现在跟外国客户谈生意也跟他们讲讲诗，有个德国客户听了还说可以把我的诗翻译到国外去！”

　　回到家中，年幼的小女儿有次翻着石生的诗集，会突然咯咯大笑起来，然后跑到厨房说：“妈妈，我给你背爸爸写的诗吧：我在人声鼎沸的地方喝酒/我在山花 烂漫的地方小便……哈哈。”石生把这个情景写进自己的一首诗里：“面对着四岁半的女儿/我无法回答她的提问/只是感觉到了在人世的富足。”

　　“肉铺诗人”：白天挥刀卖肉，夜晚挥笔写诗

　　普陀区华池路上有一家著名的肉铺，守摊的安徽籍老板鲁传江在向人介绍自己时，一定会这么说：“我是卖肉小子”。一般情况下，仅凭这四个字的别号，就足以换来陌生人的一句“哦！就是你啊！”如果偶尔碰上没听过的，鲁传江也许会说：“你去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鲁传江是个名人，虽然总把“卖猪肉的”挂在嘴上，但你若说知道他是个诗人，他准会乐不可支。1998年，在老家安徽定远县遭遇了生活变故的鲁传江，来 到上海投奔老乡，当时随身最重要的行李是两麻袋书———爱好文学的鲁传江对记者说自己是“初五学历”，因为考了三年高中没考上。到了上海，鲁传江接下老乡 准备转让的肉铺，没有一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做起了卖肉的生意。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到远郊的批发市场挑好猪肉，然后在早市之前赶回菜市场，开始一天的生意。 生活的重压，让鲁传江急需找到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

　　有一天，鲁传江在租来的狭小房间里把房东送他的一只洗脚盆扣在地上，变成了书桌，他就着“桌子”看书写作，有几句诗可以描述那时的生活状态：“每天在 肉铺的摊位上用锋利的尖刀把梦想分割/再一块块摆整齐/每天剥了皮的路灯扶着我回到我的小屋/厨房卧室卫生间书房客厅五室一间/共有八个平方/倒在床上 /想把太阳涂成永远的黑色。”

　　“对我们来说，写诗就是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的方式，能让生活变得更阳光一点。”到上海的第二年，鲁传江参加一家报纸举办的征文比赛，得了个优秀奖，也 拿到了300块钱的奖金。接下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早起进货，白天卖肉，空时在摊位上看书，晚上写作。几年下来，鲁传江发表的诗作和文章已达几百篇。说话 间，他向记者晃晃手里的Iphone4S说：“你看，这就是我征文比赛得奖赢回来的。”

　　真正让鲁传江名声大涨的，是在2000年，他被评为“第三届上海市优秀外来务工青年”，2006年又成为“上海市十大读书明星”，还被邀请上了《天天 向上》等节目。如今，鲁传江尽管仍守着这个小肉摊，生意却已做到了各大单位的后厨里，其中有一家是李嘉诚旗下的子公司，这便足以让他骄傲的告诉记者：“我 把肉卖给了李嘉诚！”

　　更让鲁传江开心的是：“我儿子以前在部队当兵，现在工作了，他也写写诗，有时候为了鼓励他，我也拍拍他的马屁。我觉着，喜欢写诗的人都不会变坏。”

　　五一节前夕，记者参加了鲁传江和他的几个诗人朋友的聚会，晚上八九点钟，他兴致越来越高，不时呼朋唤友说几句俏皮话，完全没有凌晨两点起床又经过近 20个小时工作后的疲倦。其间，他拿出准备投给“中国梦?劳动美”上海农民工写诗诵诗大赛的三首诗给记者看，其中一首叫《我的肉铺》：“在田野与城市之间 /泪水与汗水一次次地拎干/不想在梦想中跌落/在肉铺里也要想办法飞翔。”

　　诗乡顾村：“90岁-4岁”都有人写诗

在上海市北片，有座以樱花烂漫著称的小镇，别称“诗乡顾村”。传闻在这里，上至耄耋老者，下至三岁小童都能作诗诵句，并以此为乐。这样的描述，听上去多少带着些桃花源式的臆想。四月下旬，樱花落后，记者来到宝山区顾村镇，一探诗乡究竟。

　　诗风流传700年

　　一个晴暖的午后，宝山区顾村镇开阔的诗乡文化广场上，老老少少们在这里自得其乐，有打篮球的，有下象棋的，有使用健身器材舒活筋骨的。这样的场景在社 区的公共活动场所并不少见，不过，若你凑近一群神采飞扬聊着天的老者，多半会从他们口中听出是在交流最近的读诗、写诗心得；绕着广场走一圈，立在路边的展 示牌上还能看到不久前樱花诗会上写出的几十首优秀诗作。

　　“我们这个诗乡可不是随便叫的，顾村的诗歌文化有700年的历史了，从元代、明代、清代，到民国，都涌现过很多诗人。而且我们还有一大批民间的诗人和 诗歌爱好者，这个规模在全国都是少见的。”顾村镇诗歌协会副会长叶谦告诉记者，在上海市正式命名的12个“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顾村镇是全市唯一的“诗 歌之乡”。

　　自2008年顾村正式被命名“诗歌之乡”，这些年中，这里的诗歌活动可谓风生水起。举办“长三角民间诗歌论坛”、“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顾村”论坛…… 每一项都是“大手笔”。前不久，为了提高顾村诗歌的创作水平，还专门从上海一所民办高校高薪“挖”来了上海诗人孙思，担任指导老师。

　　“这里写诗的最老一位是90岁，最小的是4岁，说是全民爱诗一点都不夸张。”

　　“诗歌伉俪”70岁出了诗集

　　今年71岁的沈仙万生于嘉定，长在宝山，然而他现在讲起话来却带着浓重的西南地区口音。这是因为他与妻子沈永芳早年从华东师大毕业后，于1970年双双赴贵州支教20年，退休后才回到宝山。

　　在记者翻看他的这本诗集时，沈仙万在旁边谦虚道：“我知道自己写的水平不高，但就是喜欢，写的高兴。”老沈说，自己以前是教政治的，2008年才开始 写诗，开始大都是因为“活动需要”，题材以主流和乡村题材为主。平日里，老两口出去采采风，写了新诗互相切磋，斟酌不定的句子一起推敲，以诗为乐的日子过 得不亦乐乎———即便眼下沈永芳不幸患了癌症，这对“诗歌伉俪”也没有停下写诗的笔。

　　去年，老两口同过70大寿，三个儿女商量之下，凑了2万元在南京一家著名的出版机构买了个书号，为父母出了这本诗集。这个故事，也成为顾村当地的“大新闻”。

　　“我向黄浦江诉说/我爱中国/浩瀚的东海包含着深情/向海内外宾客招手扬波……”这是老沈收录在《荻泾短笛》中的一首《世博之恋》，儿女们评他的诗说：歌颂的东西太多啦！然而老沈说，这是他们这辈人的心声。

　　不过，老沈的诗风最近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指导老师孙思拿出一本最近的《诗乡顾村》，给记者看了一首沈仙万最近的一首《挖煤者》：“我在黑暗中爬行/寻 找/当年后羿射落的太阳/我要把它一块一块地凿下来/做成千万个小太阳/照亮世界……”用几个老诗友的话说：孙老师来了之后，我们的诗越写越时尚了。

　　幼儿园里惊现“七步成诗”

　　在顾村，学诗是孩子们成长中的重要一课。而对于顾村镇泰和新城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来说，现场编儿歌，已经是人人掌握的一项基本功。

　　“眼睛看到什么，就能按照这个主题在几分钟之内编出一首内容完整，押韵上口的儿歌”泰和新城幼儿园的园长顾丽芳在介绍小朋友们学诗的情况时，看出记者的惊异，于是请一位老师到教室找几个小朋友来现场演示，并嘱：“不用挑，随便来几个就可以。”

　　片刻后，一群小朋友手牵着手叽叽喳喳的来到幼儿园一处活动区，7名小童分成三组，在顾丽芳的引导下开始“即兴作诗”。

　　先是定题目：眼前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小桌子上的水杯，老师手中的手机，成了被选中的目标。接着是小组内讨论句子，有两个小朋友在编“水杯”主题儿歌 的过程中卡了壳，“小水杯，圆又长，能喝水来……”园长于是在旁引导：小水杯除了喝水还能做什么呀？“还能保温！”“对，还要想想韵脚哦”———两位“小 诗人”在老师的引导下来了灵感。

　　五分钟后，每组小朋友分别起立，摇头晃脑的配合手势动作，齐声诵出刚刚编好的儿歌：“小水杯，圆又长，开水倒进不变凉，能喝水来能保温，我们的生活需要它。”三个小组，无一失手。

　　顾丽芳告诉记者，以诗歌教育作为这所幼儿园的“招牌”，一方面是得益于顾村的诗歌传统和火热的诗歌创作氛围，另一方面诗歌上口且表现形式很丰富，能唱，能加动作表演，容易普及，还可以迅速提高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新思维。

　　小诗人4岁就有成名作

　　顾村出了一位4岁的“小诗人”钟文希，她有一首“成名作”《下雨了》：“蜻蜓点点水/小鱼吹泡泡/蚂蚁忙搬家/燕子低低飞/这是怎么啦？噢，天要下雨了/快给孙悟空打电话/宝宝要穿花裙子/请他不要把雨下。”

　　走出幼儿园大门，有不少家长正在门口的一块展牌驻足，上面贴着最近一次儿歌比赛的获奖作品。叶谦说，诗歌已经是顾村的文化品牌，但目前的学习和创作群体主要还以儿童和退休的老人为主，下一步，他们要“想办法把年轻人也拉进来”。

（原载：2014年6月7日 《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