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源起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一些题外话不得不先声明：写作此文，有一些“并非”。

　　并非为北岛鸣不平。此前臧棣“批评”过北岛，但那不是此文的“灵感”之所在，对两个不同时代的北京诗人之间鸡毛蒜皮的恩怨，我没有任何兴趣。

　　并非出于私人恩怨。我与臧棣、北岛二人均无任何接触，无任何私人间的恩怨。

　　并非代表70后对中间代清算。虽然我是70后，但我不能代表谁，仅在个体的意义上发言，而非代表70后，就像我以为臧棣也代表不了中间代一样，这篇文章也不是要清算或打倒。

　　并非群体操作。我没有“党”，也就不能“党同”，没有一帮随从或“粉丝”对我做访谈，所以我也就只能自己唱独角戏。

　　并非站在某种立场。我不站在某种立场上批评臧棣，所以不绑架某种基于诗歌政治学的道德观，我只代表我自己，不代言，不在诗歌道德上发言。

　　如此，我批评臧棣的“起源”是什么？全部原因只在于：我关注了他的新浪微博，经常看到他贴在微博上的诗话，这些诗话让我起生理反应：肉麻、气闷。我想知道在臧棣这里发生了什么，他是以什么方式说这些话，这些话说出了什么，说这些话的背景是什么。这就是此文的“灵感”。在此文中，我只针对臧棣新浪微博上的诗话做分析，不涉及他的诗歌文本（它们是一流还是二流的与他所写下的诗话无关），更不涉及臧棣的为人处事。


　　　　聱牙佶屈的废话


　　让我阅读臧棣的诗话时起生理反应的，首先是他的言说方式。

　　先来看臧棣的思维方式，在这些诗话中，二元思维无处不在，二元在诗话中形成对立与互补。比如，“我仿佛从对圣城的迷思中获得了这样的启示：无论你使用什么语言，好诗只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而坏诗就像垃圾一样随处可见。”在这里出现二元：好诗，坏诗——它们对立。

　　“在词语的清醒和思想的清醒之间，我们能做出的任何选择都不可能是清醒的，所以我们只能清醒地做出一种秘密的选择。伟大的诗，基本上都是做出了这种秘密的选择的诗。”这里出现二元：清醒的思想，思想的清醒——它们互补，但它并非天然、而是制造出来的同质异构的对立，因为互相之间的纠缠不清，带来让人气闷的效果。

　　“诗歌写作的第23条军规：与其相信诗的规律，不如相信写作的纪律。与流行的观念相反，恰恰是写作的纪律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诗的伟大的好玩。”这里也出现二元：诗的规律，写作的纪律，两者处于一抑一扬的关系中。

　　诗话体的言说中，在二元之间做关系的确是让行文显得有张力、有结构、更丰满的法宝，但问题在于臧棣将这个“法宝”使用得太滥，“法宝”的单一感抵消了二元关系本身的魅力，这些诗话因而显得千篇一律，无数跨度过近的、生拉硬造的二元，让行文聱耳佶屈。

　　诸如这样的行文：“这种排列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的组合：我们对语言的信任很少能臻及我们对诗的信任，而我们对诗的信任则不及我们对诗的语言的信任。神秘而深邃的是，这种信任体现着生命智慧的最难理喻的悖论，因为我们知道诗的语言源于‘高贵的谎言’。”大量的类似于“对诗的信任”与“对语言的信任”这种二元关系，让人气闷，让人眩晕，只想破口大骂。臧棣批责北岛使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低级二元论”，有趣的是，他的诗话正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低级二元论”的最佳表现，它们同样具有某种庸俗辩证法的风格。

　　与二元思维相搭配，是臧棣喜欢用的比喻。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诗话中比喻是最常用的技艺，《二十四诗品》华美的效果便来自于它的比拟。并不是说前人有用比喻的权利，臧棣就没有这个权利。

　　　　问题在于何处？

　　先看看他怎么写，譬如：“在诗歌的内部，我喜欢听到柜子被打开的声音。但这一陈述真的是说诗歌的深处有一个约柜吗？关于诗的节奏，我确实没有特别的建议，但我知道，诗的节奏和柜子被打来的次数有关。有一种诗的节奏甚至是由柜子被打开的次数构成的。”柜子这个意象带来了神秘性，他的远譬喻性质，以及宗教色彩，让这段诗话跑题通向了神秘主义。

　　“在我们以为诗是一头动物的时候，诗，可能是一株植物。而在我们以为诗是一株植物时，诗，可能是一头动物。这种错觉，其实是一种仁慈；它是针对我们的知识能力的一种仁慈。”植物、动物、仁慈，三个意象之间的某种小聪明，建构出庸俗辩证法的缠绕。

　　庸俗、粗暴的二元思维加上比喻，获得的效果是精巧的翻译语体的学院风格，所谓翻译语体的学院风格，即是学院中的大量写作者，将直译外文的那种行文方式照搬过来书写汉语，效果不文不白、不中不西，在一层叠一层的语语间穿来绕去，正常人搞不清他们试图表达什么，甚至连他们也不明白自己表达的是什么。时下许多译文，都是用翻译软件直译出来的，效果即是翻译语体的效果，也就是臧棣的这些诗话中的效果，但这种云山雾罩，却获得许多中毒甚深的文学青年们的热捧，因为它看起来是那样高深，那样精巧。

　　诸如这样的句子：“换句话说，诗的平静是一种战术上的适度。它表明了智慧对自我克制的一种深邃的选择。遗憾的是，这种选择虽然深邃，但却不具有精神承传的可控性。”“关于诗，他能想到的最公正的一句话是：诗，不过是比生活本身更精通于如何给出生活的意义”。

　　这就是聱牙佶屈的原因。

　　那么，这些聱牙佶屈的行文为什么让人想揍人呢（有人直接在某条诗话后面跟贴：啰里啰嗦，真想弄死臧棣。臧棣回贴说人家是设文字狱），除了聱牙佶屈，尚有一些原因。

　　第一，臧棣喜欢使用假大空的词语。作为一直在场的当代诗歌写作者，作为同代人中曾经最优秀的诗歌评论家，臧棣不假思索地大批量地使用假词大词空词，让人惊讶，谁都知道诗歌写作就是要避开这些僵死的词语，点化这些语言的尸体，但臧棣却如此信任它们与热爱它们。这些词在臧棣的诗话中反复出现：伟大、秘密、神秘、高贵、神圣、好诗、忠诚、纯粹、精确、拯救、工作、存在、悬念、经验、谈论、天才、愉悦、最大、所有、精神、奇迹、天意、高傲、真理、品质、反抗、根本……猛一看是奇幻穿越小说，又一看是浪漫主义诗人们的骨灰，认真一看，原来是文革残留下来的“语言遗产”。这些假大空的词语让臧棣的诗话显出真理在手的权贵效果，但轻轻一戳，却发现这个权贵不过是用发黄发脆的旧《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所糊就的模型。

　　其次，臧棣在这些诗话中并没有说出新异的思想，所遮掩在后背的，只是一些过去式的文学常识（并不是在今天变成了秘密的那种终极意义上的常识）。这些常识无非是写作主体、阅读、语言、写作、传统等等入门级的常识，被臧棣用聱牙佶屈的充满假大空词语的方式一包装，便显得高深莫测云山雾罩。诸如他这样说：“诗的传统是一种天真的传统。没有比诗的天真更复杂的语言仪式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诗的写作就是天真于传统很复杂。”这段话能提否供新的思想？答案是否！无非是诗的“天然”作为诗歌的原初罢了。

　　他说：“在诗歌的内部，我喜欢听到柜子被打开的声音。但这一陈述真的是说诗歌的深处有一个约柜吗？关于诗的节奏，我确实没有特别的建议，但我知道，诗的节奏和柜子被打来的次数有关。有一种诗的节奏甚至是由柜子被打开的次数构成的。”这段话讲了什么？讲的是诗歌的敞亮与诗歌的节奏，只不过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迷惑人罢了。

　　没错，臧棣讲的全对，但问题就在于他的“全对”，这种“全对”是在入门级常识的意义上全对，那里面却没有真知灼见，没有创新，没有个人思想，所以，它只是一些“正确的废话”。

　　这就是臧棣的这些诗话在言说形式上无价值无意义、让人气闷想揍人的表面原因。

　　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从浪漫主义到神棍


　　深层原因是，臧棣的这些诗话呈现了他的诗学思想从浪漫主义到神棍的衰变。

　　如果从浪漫主义的起源上对照臧棣的诗话，就会发现臧棣的诗学理念可能源自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一个源头是虔敬运动，虔敬运动的努力是为那些受到社会欺凌和政治苦难的人们带去安慰，也就是说，当人类向外的自我完善的道路被堵死之时，就会逃向自我、沉溺于自我，建立一个外在的厄运无法侵入的内心世界。一这点符合臧棣诗话中的主体形象，那是一个没有外部世界的、只有个人内心的形象模糊的个体，“他”不指向外部，不关注现实，仅仅在与语言与“神”之间出没。当臧棣说：“诗的灵感意味着语言中存在有一种黑暗的魔术”时，这种因封闭而产生的黑暗的确迷人，但这种自我逃避与自我在内心、语言中的自高自大，促使臧棣有理由“不介入”政治与现实。这也是北岛的知识分子式的“介入”要求惹恼他的深层原因。

　　打击启蒙运动、启动浪漫主义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约翰·乔治·哈曼，此人出生于社会底层，属于无才无德的那一类，与康德住在同一个城市，人生的乐趣与重心就是与康德争论，他那些今天看来仍然晦涩难懂的文章，在当时却影响了许多作家，以赛亚·伯林总结过哈曼的思想，“即上帝不是几何学家，不是数学家，而是诗人。”诗话中的臧棣与此人颇像（这样说其实是抬高了臧棣），臧棣写的是碎片，此人一生写的也是碎片，没什么成型文章。

　　在臧棣的诗话中，“上帝”无所不在，并且上帝作为诗人而存在，或者说在诗话中那个终极的诗人作为上帝而存在，诗，就是上帝的神话或鬼话。比如这样的句子：“我仿佛从对圣城的迷思中获得了这样的启示：无论你使用什么语言，好诗只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基督教徒的天启？诗歌的神化？在哈曼的思想核心中，有一种可笑的神秘生机论，认为上帝通过历史向我们传递声音，历史事件正是上帝的言说方式。在臧棣的诗话中，那个无所不在的“诗人上帝”也类似地与诗人发生关系，“关于诗的纯粹，我以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针对生命真理的建议。就此而言，我们能做的是一种纯粹的选择：诗的纯粹是一种语言的状态，或者，诗的纯粹只是生命中的某些特殊时刻。”这是在说诗，却也是在说哈曼式的旧话。一个诗人化的上帝被绑票到哈曼的思想中，也被绑票到了臧棣的诗话中。

　　纯正的浪漫主义之父有两个，一个是康德，另一个是赫尔德，赫尔德的三个重要观点中，颇能对应诗话中的臧棣：表白主义、归属、真正的理想之间经常互不相容。臧棣的诗话就是表白式的，而所谈的内容中也即是语言与主体的归宿，至于他的二元思维，正表现的是“理想”之间的不相容。赫尔德将虔敬运动的个人态度推进一步，成为一个反世界主义者，虽然他不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或始作俑者，但他的众多观点正是民族主义的，也影响了后来的民族主义。因为浪漫主义潜在的自我封闭与民族主义，让臧棣反对政治性的介入，反对诗人的知识分子化。诗人可以不是知识分子（关于这个词有严格意义上的定义），诗人有权不批判社会，诗人可以犬儒，可以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某个部门或机构藏身，但大可不必承受不起外界的批评。当一个不在中国境内的敏感的诗人正确而正常地提出中国境内的诗人犬儒、不介入时，他有他的批评权，但若在利益集团下的诗人认为这是抹黑，而跳出来攻击对方时，身上所藏着的民族主义的（中国/外国，境内/境外的政治区分，暗示出臧棣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代言性的性质就显露出来了，它或多或少涂上了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的色彩——至少会让人有这方面的误会。

　　自我封闭的、神秘化的、民族主义化、浪漫主义的特质在臧棣的诗话中贯穿着，所以我有理由认为诗话中的臧棣是一个“原教旨”的浪漫主义者，这是他的出发点，他从这里起跳。

　　从浪漫主义起跳的最引人注目的诗人是里尔克（很抱歉我总是将臧棣与大师们相提并论，难道我曾经期待过臧棣成长为大师？），里尔克虽然表象上是现代主义诗人，但骨子里却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从浪漫主义跳到现代主义，虽然艰难，但却勉强成功。如果我没有猜假，里尔克也是（至少曾经是）臧棣心仪的诗人，臧棣曾编过《里尔克诗选》，写作过一篇《汉语中的里尔克》，在此文中他谈到里尔克，比如这些论断：“对中国诗人来说，唯一真正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是里尔克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中最容易被接受的部分是，它坚称真正的艺术作品得自神助的观念。”“里尔克是位晦涩的诗人，但却不是位复杂的诗人。他的神秘主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并不复杂却很晦涩。里尔克的诗歌对世界采取的态度在总体上是一种揭示的态度，它认为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人的存在意义在于对生命的体验，但这体验不能在人自身中完成，必须通过人对世界的领悟才能获得。”“里尔克所走过的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道路，对中国诗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30、40年代。这也许同中国新诗所面对的问题有关。”“中国诗人对里尔克的孤独也很有认同感。”

　　请注意这些关键词：神秘主义、神助、晦涩、联系、转向、孤独……这些关键词，在臧棣的诗话中又反复地言说了许多遍。这也是我认为臧棣的诗话中没有新思想的重要原因：将浪漫主义、将里尔克的冷饭重炒一遍，并且炒成一锅稀里胡涂的饭团。

　　虽然臧棣也模仿里尔克起跳，但他并没有跳到一个全新的诗学或审美领域，而是不幸地落入了存在主义的烂泥里，如果不注明出处，这些诗话有可能让人误认为摘自海德格尔的某本著作，看看这些话，“词语的秘密的介绍人。诗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把自我介绍给词语。”“令人难忘的时刻是，我们能依据我们对诗的判断来谈论一首诗的工作：它在工作中的秘密，它在秘密中的工作。”这些都是典型的海德格尔式的用词与口吻，秘密、词语、工作……但这也符合浪漫主义的发展，浪漫主义的遗产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那可是海德格尔的LOGO。

　　存在主义与浪漫主义深刻影响了法西斯主义（很抱歉将这个词与臧棣扯在一起），在法西斯主义中，暴力革命与仇恨是它的思想也是它的永动机，所以臧棣要跳起来革北岛的命也是正常的，是必然的，不断革命的思想隐隐约约地存在于臧棣的诗话中。他写下这样的诗话，“当代诗歌界的两大晕：晕北岛，晕形式。它们直逼晕菜。”“话糙理不糙：一个王敖顶一万个北岛。”在类似的诗话中，可以看到一种气急败坏的夸张，其后面是某种源自浪漫主义的法西斯式的仇恨，这种仇恨就像幽灵，不过它并非美学意义上的，而是革命意义上的。臧棣喜欢谈幽灵，比如“诗歌中的幽灵事关诗的正义。在古诗的写作实践中，确实少见诗的幽灵。但是在新诗的写作中，特别是在当代诗的写作中，确实徘徊着一个性情古怪的幽灵。”“我们似乎遭遇了一种更为严格的自我现象：这位诗人，他已变成诗歌的幽灵。”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的开头这样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并非有趣的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一直是极权主义的双胞胎。

　　对浪漫主义的评价一直并不都是正面，也有许多负面的，歌德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疾病，是狂野诗人和天主教反动派虚弱的、不健康的战斗口号。弗里德里希·冯·根茨认为，浪漫主义是三头蛇怪中的一颗头颅，另外两颗是改革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浪漫主义是对工业革命恐怖的逃避。这些看法，用于对照臧棣的这些诗话，不是恰当，而是再恰当不过了。

　　从浪漫主义到存在主义，从神性到神秘到神棍，臧棣完成了他的衰变之路。那么，激情的、神秘的、崇高的从浪漫主义落入存在主义的臧棣的诗话，为何显出可笑的神棍的风格？

　神性也好、神秘也好，都不可笑，如果我们抽空其背景的话。但现实却给出一个无法闭上眼睛假装不存在的背景：早已袪魅的后工业时代。这个时代中的诗，与浪漫主义时代、存在主义时代中的诗，虽然都叫诗，但早就发生了所指上的偏移。当代诗的观念与定义，早就不再是臧棣诗话中的那种神秘的、自动的、以词语为对象的写作。臧棣在诗话中的观念，尚滞留在前工业时代，不客气地说，未进入现代，更无法对应后现代的处境。从真实的后现代语境出发，从中国所处的后极权的社会与政治语境出发，

　　在这样的背景框中，臧棣讽刺北岛的文本只是二流水平，自有其道理，但同样真实而残酷地，臧棣的这些过于滞后的诗话文本，也只能是三流水平。因为“诗”这个能指所对应的所指其实不再是臧棣所想象的那样，于是，臧棣式的神秘就衰变成了神棍。

　　关于神棍，我懒得再引经据典，直接搜索，结果显示：

　　神棍：假托鬼神、耍弄手法的骗子。《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二：“或者连前日之事未必是真，多是神棍假装出来骗钱的未可知。”《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此时商家决不疑心到亲家身上，就是贾成之夫妻二人也只说是什么神棍弄了去，神仙也不诓是自家老子。”神棍在宗教中的意思：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以之获得非法利益的非宗教人士。神棍在动漫中的意思：指剧情、现象以及理由等超出了一般来说可理解的范围，俗称胡扯。神棍的其他意思：现实生活中一些喜欢装深沉的人。相当于当今社会中俗称的：大忽悠。

　　以神棍的形象来对照诗话中的臧棣的形象，未免也太贴切了一点！

原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590b00101425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