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中原的诗人朋友有意要讨论一下中原诗风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向上追溯一下，可追溯到《诗经》及汉唐至宋元诗词，直到现代新诗。这时间太过长了，不是一篇文章能讲清楚的。仅就新诗诞生之后的中原诗坛而言，也不是可以简而言之就能说明白的事。因此，在这篇序言里，我以本集中所涉及的诗人诗作为基点展开，去捕捉中原诗风在古诗中的根脉与在当今诗坛的踪影，以给研讨中原诗风这一问题起到引玉的作用。

    讨论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时段的诗风大概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前提：其一，这个地方在相当长时间内有没有一以贯之的诗体风格的延续；其二，这个地方在不同时期内有没有风格鲜明、诗歌的艺术成就比较高的诗人；其三，是不是出现过一个诗风相近同时又各具个性的诗人群体。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预设也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如果我们以暂且认可这样的一个预设来观照河南诗坛并以此来考查一下中原诗风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中原诗风是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现象实体来进行一番认真客观的研讨的。

    就本选集中所涉及的中原诗坛的诗人而言，在我看来，说这些诗人基本展示了中原诗风的一贯风格和基本面目，大体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中原诗风的一贯风格和基本面目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其实用一句话很难说得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从中原诗风的历史传承上找出一点线索。就中国诗歌的史实而言，影响当下中原诗歌发展走向的三个时期是不能忽视的。其一是《诗经》时期的“风”诗。这个时期以王风、桧风、郑风、卫风和陈风为代表的中原诗歌奠定了中原诗歌的民间诗歌风尚基础。其二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时期“唐诗”。在这个时期，代表唐诗最高成就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中原占其二，即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而与李白并称“三李”的中原诗人李贺、李商隐又都是当时的杰出诗人。而他们的诗，可视作文人创作的中原诗歌的经典风格。应该说，以上这两个时期的中原诗人对当下中原诗风的影响应是直接的，或者说它构成了当下中原诗风的历史背景。而对当下的中原诗风起到更为直接影响的诗人，则是生于中原的三大新诗人徐玉诺、苏金伞和于赓虞。他们三人的创作，既传承了中原古典诗风的血脉，又奠定了中原新诗的基本风貌和审美取向。他们的诗风既构成了中原诗风的基本面貌，同时又对后来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那么，《诗经》里的中原诗人诗作、唐诗里的中原诗人诗作和新诗中的早期中原诗人诗作都构成中原诗风的哪些主要特点呢？或者说，它们呈现出怎样的一种中原诗风呢？这里，对上述诗人做精到的解读是无法办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略去一些细节，在他们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的特点，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根据我对《诗经》和唐代诗人以及现代中原三诗人的大体了解，在他们之间，似有一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在传承着。《诗经》中地处中原的“风”诗，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深刻反映民生现实疾苦的诗，一种是表达个人情感和婚姻家庭情感的诗。这两类诗，在地域分布上，紧靠京畿之地洛阳周边的“风诗”，属于前一类者居多。而离洛阳较远的郑风、卫风以及陈风，属后一类的较多，其特色也较为突出。前述洛阳周边的“风”诗，当时的大理论家、大文学家孔老夫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是“风”中的经典作品。而后一部分“风”诗即郑风、卫风及陈风中的一些内容和音乐倾向，孔老夫子就不怎么肯定了。他说“郑声淫”，这里的“声”，似乎不能全部作为“风”来理解，那最大的可能是指郑风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诗中所表达的大胆泼辣的男女情感。因此方有“郑卫之音”之说。据后来发现的资料来看，孔子认为陈风亦淫。不知老夫子被困于“陈”是不是其出言不逊的原因。由于有了孔老夫子对中原诗风的如此评价，今天的我们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当时的中原诗风的心跳节律和向度。那就是说，诗经时代的中原诗风，不仅有大量的温柔敦厚的“无邪”的诗歌，同时也有超越当时礼教规范的具有用现在的话说“先锋”、“前卫”的诗。把这些评价转换成今天现成的文学理论用语，那大概应是，诗经时代的中原诗歌，既有处于主流地位的反映民生的现实主义诗歌，同时也有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诗风的同时并存，经典写作与先锋写作并行不悖，纯朴敦厚与机俏诡拔互映成辉，就构成了诗经时代中原诗风的基本形态。从诗经时代中原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厚重沉郁只是中原诗风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具有底色成分的一面，而俏诡亮丽也是中原诗风的重要特色；守成持重是中原诗人的重要特色，而探索创新也是中原诗人的主体心理。

    把探讨诗经时代中原诗风的这种思维形式用于探索唐代诗歌中的“中原诗风”，我们即可以把唐代中原诗歌最高成就的“四大诗人”——杜甫、白居易、李贺与李商隐分到两个不同风格的诗人队伍里面。我知道这种划分很是武断，但为了让我们的祖先在这里为我“实用主义”一次，也只能这么做了。把杜甫、白居易、李贺和李商隐四位伟大的中原诗人排在一起，任谁都会看出这四位诗人是两个不同风格诗人队伍中的代表。杜甫、白居易是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伟大诗人，而李贺、李商隐则是唐代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诗人。杜甫诗风的沉郁顿挫，白居易诗风的质朴畅达，无疑对后来的中原诗风和中国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李贺的诡谲迷离、李商隐的秾丽缠绵，对后来的诗人无疑也有着巨大的魅力。相比较而言，杜甫、白居易的诗更注意表现社会底层的苦楚与无耐，李贺、李商隐的诗则更多地表现个体的内心感受与个人的情感世界。在艺术表现上，杜甫、白居易可以说是中国诗体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的中国古诗与律诗到他们两位这里，可以说是达到了高度的经典化；李贺、李商隐的诗歌艺术，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诗和律诗前所未有的奇幻、迷离、诡谲。无怪乎后世新诗人会把李商隐看作当代“朦胧诗”的远祖：一方面是用集大成的方式使已有的诗歌艺术形式经典化，一方面是不断地超越和突破已经成熟的艺术形式而追求创新；一方面是深刻通俗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层痛楚，一方面是奇峭隐晦地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悱恻迷离。这样的两种境象自然就构成了一派沉雄奇逸、厚重质朴、自然天成的中原诗风。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谈论《诗经》和唐诗中的中原诗人的诗风，并不是要对这个问题做详尽的论述。我的目的，只是想简单地，同时也有点感性化地提示一下当下中原诗风的根脉；同时也想指出，我们所在意的中原诗风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气象。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强化了中原诗风“厚重”的一面，而多少有点忽略了中原诗风中的峭拔；更多关注强化了中原诗风中经典的一面，而较少关注中原诗风中的创新品质和探索精神；更多注意了中原诗风现实主义的创作，而较少关注中原诗风中的浪漫主义精神。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原诗风的多面性、多样性。同时还应指出的一点是，中原诗风不仅仅有共他的大气包容有其集大成的经典性一面，同时还具有原生性和不断超越的创生性的一面。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原诗人仅仅是扎实守成，这绝对是一种误解，因为这种看法是多少有点建立在集体无意识之上的一种认识。这种集体无意识让我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郑诗“淫”的背后打破常规的创造性精神，忽略了李贺“穿幽入仄”、“修辞设色”背后思维世界包举万象的创新精神，忽略了李商隐“隐晦迷离”背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正如我们在谈论中原文化时过于强调这里曾是孔老夫子的祖籍而却怠慢了这里还曾是老庄的故乡和这里也是佛家文化和禅宗文化的策源地。我曾专程去过庄周故里，那如大鹏般的庄周被人忽略得惨不忍睹的样子，应是我们长期以来文化态度的一种反映，值得深思，应该反思。

    现在，让我们回到新诗，回到中原诗坛的现代和当下。自现代以来，中原诗坛在地域版图上仍处于中国的中心位置，但在文学的相位上却大多是处于边缘位置。这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革命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有关，也与中原诗人没人站在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最前沿有关。其实，自北宋之后，中原乃至北方，早已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清之后地处北方的北京因为是中国首都应是个个案。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学在不同阶段尽管受到不同时政要求的局限，但总体上受两种大文化的影响还是明显的。具体来讲，这两种大文化一是世界文化思潮，具体到文学上来说就是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二是地域文化，具体上讲就是有着根亲关系的地方文学的历史传统。在受这两种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影响地方文学发展的最主要元素，是因不同原因兴起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在这三种元素的影响下，没有处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各地方文学，很难不处于边缘位置。这就是说，不仅仅是中原，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各地方文学大体的情况概莫如此。在此前提下，各地方文学发展中最具根性的东西，当然就是源远流长的地方文学的历史传统。世界文学思潮和国内文学思潮给地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风向标的作用，而推动地方文学发展最恒定的力量，乃是地方文学中具有根亲关系的历史传统。这样的一种多元动因的文学发展方式，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较多地受欧美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影响时是如此，在中期较多地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时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后受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时亦是如此。地方文学的历史传统，广而言之也就是民族文学的根性传统，永远是推动各地文学发展的最为恒定的力量。

    具体到新诗以来的中原诗风而言，在我看来，它在与中国诗坛的诗风共同呼吸的同时，也较多地传承了中原诗坛的历史传统。沉雄奇逸与厚重质朴，仍然是中原诗人呈现出的基本风貌。关注社会生活的现实，特别是关注民生的疾苦寒暖，关注诗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在艺术上走经典化写作的集大成之路，同时又不断地超越成规超越自己、不断地探索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段，仍然是中原诗歌得以不断发展的双向趋动力量。把这样的判断具体到中原诗人的创作实践和取得的成就上，我们即可看出，在新诗的中原诗人代表徐玉诺、苏金伞身上，你能较多地看到杜甫、白居易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诗风的影子；而在新月诗人于赓虞的身上，则更多具有李贺、李商隐关注个人的内心体验、更多地进行艺术探索的精神风貌。尽管苏金伞的早期创作曾受过唯美派诗歌的影响，但他的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入肌理；于赓虞同样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但他的现代主义倾向却是自觉的、鲜明的。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原诗坛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有苏金伞、赵青勃、陈有才、李清联、王怀让、王绶青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诗人的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政治运动和文学运动的影响，从他们诗作的总体风貌上看，他们的创作大多还是较多地关注底层民间的生活。他们中的苏金伞、赵青勃、陈有才、李清联和王绶青，更多地呈现现实主义精神；王怀让的诗作则多具浪漫主义风貌，同时也多有形式上的探索。

    写到这里，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考查一下当下的中原诗坛的诗风面目。

    当下的中原诗坛可谓中原新诗史上最为活跃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这样说的缘由有三：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名的老诗人仍活跃在今日诗坛；二是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批“中生代”诗人的创作进入黄金时期；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诗人群体庞大，且起点很高，成绩斐然。这里，我主要谈一谈中原诗坛“中生代”和出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或者叫作“新生代”的诗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这里所说的“中生代”和“新生代”，只是一个大体的时代群体概念，与这些诗人的实际出生年代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与差异。另外，对一批中原女诗人的诗，我想做一点单独的论述。而这里的两代人和中原女诗人群体，正是构成这本选集的主体诗人。

    活跃在中原诗坛上的“中生代”诗人可以列举出一大串为人所熟知的名字，这里，我只举出马新朝、邓万鹏、森子、高金光、吴元成、杨吉哲等人在本集中的诗作，谈一谈他们所代表的中原诗坛“中生代”诗人所呈现出的诗风状态。马新朝是一位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结合在一起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诗人。马新朝荣获了国内诗歌界的一大批奖项，我最为看重的三个奖项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鲁迅文学奖；由专业团体评出的闻一多诗歌奖，这个奖一次只颁给国内一个诗人；还有由民间团体评出的“杰出诗人奖”。这三个大奖集于马新朝一身，应是一个值得我们十分珍视和认真思考的事。我之所以重视这三个来自不同方面的奖项集于马新朝一身这件事，是让我从这件事上想到中国新诗如何才能够在不失诗人创作风格的个性的基础上又不失去广大读者的认可的问题，同时也让我想到中原诗风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诗人忠诚于大地与自然的“自由精神”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关联的。我们知道，“诗经”时代的中原诗歌如王风、郑风、卫风、陈风等都受到后人广泛关注。尽管郑风受到圣人的质疑，但最终圣人还是非常大度地把那些诗作为“经典”在其选本《诗》中保留了下来而没有删去，并且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这里所说的“诗”，应有郑风。圣人在认为“郑声”“淫”的前提下又把大量的“郑风”保留在《诗》中供后人学习、阅读、欣赏，我想应该是圣人认识到了这些“风”中充盈的与大地相连的天人合一的人性的自由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圣人对诗人主体精神自主自由的尊重。其实，从《诗经》至汉乐府，再至唐诗，中原诗人的诗歌就像中原这块土地一样，精神辽阔自由，坦荡真诚且包容大气。这样才使中原诗歌在气象万千的诗体风格中呈现出沉雄奇逸、厚重质朴、自然天成的总体风貌。在这种风貌的背后，其强力的推动力量，正是中原诗人的独立人格意识和忠诚于天地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由精神。如此的精神风貌，在一代一代的中原诗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就今天的中原诗人群体而言，这种独立的人格意识、天人合一的自由精神，也是玉成他们不卑不亢的自立于中国诗坛各地群体之中并自然天成地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力量。诗坛的纷乱和社会的轻慢都没有动摇他们对大地和诗神的忠诚。不媚俗、不欺世、不自我戏剧化，这是他们的自信，也是他们的自觉。马新朝之所以能够得到多方面的认同，应该与此有着直接关系，从本诗集中收录的马新朝的十二首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自然天成、大气浑成的中原诗风的气象。他的诗自然质朴得近乎白描，现实主义精神和现代诗的技巧浑然一体，自然得近乎天籁。在他坦率、真诚、跌宕的表述中，我们似乎可以直接触摸到诗中之象那丰富的包孕。时代的光影、生命的质地、自然的呼吸、故乡的凋零，全在他诗中那自然天成的意象表述中隐现。这就是当下的马新朝。在中原“中生代”诗人中，邓万鹏是一位在诗的艺术探索上十分诚挚的诗人。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他的诗作的后现代艺术特点。我在这里不再重复那些看法，而着重要说明的是他对诗歌艺术的态度。在我看来，万鹏对后现代艺术的感受力并不十分具有天分。但是，他着实感受到了后现代艺术与当下人性异化之间的关联，他感受到了后现代诗歌艺术与他感受到的社会生活之间存有的天然的契合关系，于是他才在后现代诗歌艺术创作上苦苦探索。他的这种苦苦探索从另一个方面彰显了中原诗人对于诗歌艺术的真诚。在中原“中生代”诗人中，森子是在追求自己的语言系统和表达方式上十分执着的诗人。从本集中所选森子的十首诗中可以看出，森子追求隐喻笔法的丰富与深刻可谓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同样是始终归一以先锋姿态写作的吴元成，仍然是以最为直观的方式近距离地直击当下的生活。在艺术的追求上，仍以口语为主，在不经意中突然转喻，以此强化诗歌的内在张力。而较早进入先锋写作的杨吉哲，这些年诗作较少，但他一旦进入写作，便显示出他诗歌艺术的老辣与精致，在艺术追求上，他把现代与传统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彰显出他的诗歌艺术理论的自觉和诗歌艺术状态的自足。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吉哲可代表中原诗坛诗人中的一个类型。这个类型的诗人在诗歌观念上有理论的自觉，在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的坚持，如耿占春、刘士林、程光炜以及李少咏、李霞等。应该说，他们是中原诗坛得以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

    “中生代”诗人中的高金光，可视为当下中原诗坛坚持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他以宏阔的目光与心灵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喜乐与伤痛，真实地表现处于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与潜蛰于内心深处的惶恐。他用诗记录了社会变革的局部历史，但在这局部历史的记录中却彰显出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深层不安与憧憬。在当今的中国诗坛，这个类型的诗作是稀缺的，但又切切实实是需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矛盾重叠的大时代中，我们的诗人必须有勇气直面我们这个时代，直面我们时代的伤痛与欢乐，直面我们内心的煎熬与期待，直面我们心灵深处的死寂与激情。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们必须感受到天国之欢乐与地狱之大苦恼。应该说，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太多值得书写的创作空间和理论空间，需要更多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勇气进行创作的诗人，以更为深刻敏锐的作品记录这个时代，揭示这个时代的精神欢愉与伤痛。

    中原诗坛的“中生代”诗人是一个大的群体。我把上述几位诗人提出来或展开简单描述的原因，是想以他们为例证描述一下构成中原诗风当下状态的几个侧面。在这个层面上，许多已届不惑之年的中原诗人所做出的成绩都是令人感慨的。如南阳的王韵华，诗风淡雅从容，诗如其人。而驻马店的胡济卫，我在历次诗会中总见他被酒精灼伤着，可他的诗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宁静、清澈与清醒；杨炳麟、田君、唐朝、李山、赵立功则更多以见证人的心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具有诗性的细节；和他们的关注细节相比，孔祥敬则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关注社会。另外，还有许多在本诗集中没能收入诗作的“中生代”诗人和已收入诗作的诗人，我不能在这里一一评说。

    活跃在当下中原诗坛的“新生代”诗人是一个更大的诗人群体。他们中已出版过个人诗集的“新生代”诗人就可以列出一大串为人熟知的名字，这里，恕我不再一一列出。同时，我也不提出他们中的某一个为他们的代表诗人，因为他们都在成长中。谁到底能走多远，能做出多大成绩，现在给以较多评价其实并不需要。要紧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实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的确令人兴奋。同时也为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担忧。也许，这份担忧着实也是十分无聊、十分不必要的。过去，我们总是倾心于对年轻人进行引导。其实，让年轻诗人自由自在地成长，也许会比过多地引导来得更为符合成长的规律，期待成长会比拔苗助长更有益，包括不去兴风作雨和过多地用自己的身体去遮蔽降临到他们身上的风雨。因此，对于他们的诗，我只谈一些感受，谈一点在他们身上呈现的诗歌元素对于中原诗风的构成存有的某种可能。

    在这些“新生代”中原诗人群体中，刀刀的才华是让人有所期待的。他做过许多诗歌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又主编过多期民间诗刊，最近又主编了国内第一套80后诗丛。这无疑对扩大他的诗歌视野有很大的帮助。在诗歌创作的理念上，他曾提出“器官主义”的概念并撰写了一系列阐释这一概念的文章，其大体意思是主张诗人写作的“在场”以及身体与生命的开放性，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契合。这大概与他倾情的天地岭有关，也与波德菜尔的诗歌观念有相通之处。本诗集中所选的他的《夜幕下的天地岭》、《听禅》两诗，以不同的方式彰显了他的诗歌主张，也显示了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才华。王东东的《八月》一诗，透露出一个现代逆子与古老故乡的和谐、冲突和不可扯断的关联，这大概就是身处当下社会的我们这些现代人内心深处或者叫作生命血脉中的矛盾。在王东东的诗中，一个“我”站在明面，一个“我”站在幽暗的深处。怎样才能让这两个“我”合而为一，对于读者来说，难度很大。而笔者对王东东诗的解读，也只是凭借自我的感受，好在我们有“诗无达诂”的古训为我的“不达”解脱。刘旭阳《在京城》一组诗，时空视野开阔，他用智性煮化古今的时空，彰显出他对当下存在的理性思索。丁东亚在其《在夏日打开一扇门》里，书写一种成长的困惑或失落的感觉。他的诗几乎就是情绪流，有点恍兮惚兮的感觉，似在传达某种爱的隐语。衣水的《夜晚》把夜给写活了。但我不怎么明白，年轻的衣水正处在青葱似的生命阶段，怎么会对生命的流逝如此敏感？在诗艺上，他收放自如，诗中意象明晰且审美内涵丰富，其老道程度与他的年龄差距很大。褚平川的诗意味淡雅细腻。他把生活中的真实细节运用于诗中，有时把你推向记忆的远方，有时又让你沉入生命的哲思，如《月全食》，如《禁地》，都有很出彩的诗句。孙振东诗中有很繁复驳杂的意象，他用流动的意象组织诗的架构，是近似口语的语感成就了他。田春雨的《卑微》是一首很值得称道的诗，诗中展示了下层人困苦无助的生活状态。这样的人文情怀，正是当下的诗人应普遍具有的精神。在对下层民众的人文关怀上，西屿的诗亦有很出色的表现。他的《你从未见过》、《他》、《人们，请停下脚步》几首诗中展示的下层民众的生活画面，都会让你的灵魂战栗。如此的景象还表现在余子愚的诗中，如他的《空椅子》一诗。马东旭有一组以申家沟为书写对象的诗，对乡村生活的表达很是深入，诗中有些微的暖意，又有淡淡的哀伤。可以感受得到，在马东旭的身上，有着申家沟庄子紫院里蝴蝶翻飞的灵光，有申家沟老马的蹄踏和申家沟母亲的孤寂，还有申家沟天穹的湛蓝和申家沟草根下灵魂的呻吟。说实在话，马东旭对今日乡村或者叫故乡的吟咏深深打动了我，让我身上血液的流动不能平静，有闪电撕裂夜空的疼痛。纳兰容若的诗多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感受，他的《像树一样生活》，就对自我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进行了很生动的展示。高野的《让我多待一会儿》，平实畅达，但诗中的那份美沁人心肺。刘不住的《一个人从身体里出来》，写一个人灵魂出窍时对生命历程的审视和灵魂归附身体后所面临的生存的尴尬。杨国杰的《在奥斯卡影城》书写了生命的沉重与无奈；江野以《北方的树》阐释了情感的坚韧与执着；刘良伟则以《院子里的树》书写了他对故乡的牵挂；天然石用《美人》和苍老书写了对生命历程的理解与坦然。

    这里，我把本诗集中“高天展翅”这一栏目的每一个诗人述说了一遍。根据我对他们的大体了解，他们中多数属80后的“新生代”诗人。属于“新生代”诗人这一群体的其他栏目中的诗人，我弄不清楚，就不再说了。这样集中解读一下他们的诗，是我近期原有的一个愿望，感谢诗集的编选者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有了这样的一个强化阅读，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才华，同时也了解到在他们身上存在的隐忧。应该说，这批年轻的诗人创作起点都非常地高。他们一出手，就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成熟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批年轻诗人刚刚走上诗坛时的那种稚拙，在这代诗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中生代”诗人刚入诗坛时的单薄在这些诗人身上也很难看到。他们是站在中国新诗前辈诗人的肩上，又广泛地吸收着世界文学的营养走上诗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才是真正能够与“五四”新诗艺术上的传统进行自然衔接的一代诗人。但是，当我们客观理性地把他们放在中国新诗史的相位上进行观察时，我们即会发现，他们当下的创作状态也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这其中一个最应让人重视的问题，就是他们呈现给我们的集体面貌令人兴奋，而个人面目则让人担心。千人一面，个人面目不清，是地处中原的这些“新生代”诗人的最大问题，也是我国各地“新生代”诗人存在的共同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下诗歌艺术最为“时尚”的“技术”元素，但却很难看出这其中是否具有悠长深广的诗歌艺术审美的历史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诗坛技术主义写作的状况是导致当下诗歌“扁平代”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这里说的“扁平代”所指的诗歌呈现出的状态，一是就一首诗而言，一是就一个群体而言。就一首诗而言，“扁平代”的结果是使其诗作呈技术至上的状态。这就是说，诗人呈现给我们的诗作“文大于质”，或者说我们只见到诗人在很有技术地言说，却很难感受到言说背后诗意的质感。诗的技术状态纷繁复杂，而诗的主体精神却飘忽不定。就一个群体而言，就是大家所呈现的面目概莫如此，都似很个性、很高深莫测地拥挤在一条技术主义的小道上，其结果是让我们在看到这个群体存在的兴奋之余，却很难辨清其个体存在的端倪，也就是说，大家都被这技术的“时尚”“扁平”到一个平坡上了。平日里口口声声追求个性的一群人，却因追逐着一个共同的“个性”而使自己失去了个性。这让我想起与一个高中生的谈话。我说，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那路就出来了。他却说：知道我们是怎么说的吗？我们说：世界上本是有路的，走的人多了，那路也就被走没了。在无路的荒野走出路让人兴奋，在有路的坦途把路走失却令人担忧。也许，这担忧本来就是杞人忧天。但愿如此。

    活跃在当下中原诗坛的另外一个群体是实力雄厚的女诗人群体。和老中青济济一堂的男性诗人群体不同，中原乃至全国各地当下的女诗人队伍，大体以中青年诗人为主，且诗人众多，成绩很大，水平甚高。本集中涉及的中原女诗人可列出长长一大串名字：蓝蓝、萍子、杜涯、扶桑、琳子、郑皖豫、申艳、丁立、翩然落梅、贺红、尚新娇等。按惯常规矩，女性的年龄不可说。按她们入道的早晚来看，蓝蓝和萍子都是较早走上诗坛并卓有成就的诗人。蓝蓝较多把目光投向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并把这现实在自己内心煮化后注入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认知，其诗冷静且情感内敛，深刻且有力度。多年的勤勉使她成为中原诗坛的常青树，也是中原诗坛女诗人的领军人物。萍子前后的诗风则有较大变化，她前期的诗较为热烈，当下的诗则较为冲淡。杜涯与扶桑都因其诗歌风格的鲜明在国内诗坛有较大影响。杜涯的诗宏阔苍茫，温暖中有几分感伤，多写生命的终极价值；扶桑的诗则隽秀机智，多写对生存细节的内心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原诗坛因有杜涯和扶桑的存在而更彰显出个性的质感。和杜涯、扶桑并立于诗坛的琳子，其目光则多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特别是她身边人们的生存状态，她往往通过强化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细节，来彰显生活中固有的诗性张力。贺红与尚新娇都是自主意识很强的诗人，贺红常写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尚新娇则更多书写对生活细节的美好感受。她两人的诗，多有女性诗人细腻的生活感受。中原诗坛上特别值得期待的另外几位女诗人，是郑皖豫、申艳、丁立和翩然落梅。她们四位，是中原诗坛女性诗人群体中的后起之秀，且创作成绩斐然、个性鲜明。郑皖豫的诗明澈畅达、自然而有节制，充分展示了口语的魅力。申艳的诗在意象使用上有一种雕塑感，在她的笔下，今日的乡村乡情都是立体的，有斑驳的阳光和斑驳的锈痕。丁立是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得者。评委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诗人丁立将其灵动的悟性和对历史的深度认知汇入了现实的生活和自我的审视之中。她的作品体现了一个诗歌写作者对现代诗歌语言和文化意识的不断探究与追寻。她的诗歌文体放逸、诗思闪耀、内容感人。据我了解，在这个奖项的提名方阵中，还有中原诗人翩然落梅，在被这个奖项提名的同时，翩然落梅还参与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青春诗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参与这个诗会也是对这个诗人创作成绩的认可与奖掖。翩然落梅的诗有一种少有的厚重与大气。在她的诗中，个体生命的肌理、灵智与外部世界的物象、气象紧紧纠结在一起，诗情饱满酣畅。她的诗读来有一种古典的美，但她却是运用现代手法写成的。

    在这篇序言里，我把收入本诗集前两个专集中的“中生代”诗人和“新生代”诗人的诗作以及女性诗人群体的诗作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诗集中还有许多诗人都有很优秀的诗作，如朱怀金的《腊月，或者蜗牛飞天》、丁南强的组诗《北邙月色》、邵永刚的《鸟儿》、尹聿的《我不想说》、许枫的《寒夜》、艾川的《深秋，耧》、初夏的《借口》、耿永红的《履迹》、陈耀昌的《风吹来》、杨子萱的《声音》、王东照的《低处的美》、马冬生的《一个人，一块地，难道不美》及《我把那些盖大楼的叫种楼》、苏仪的《窗户或者其他》、滔涛的《蚕食的声音》、马震宇的《风干的野菊花》、李小平的《秋水之湄》、唐朝的《土豆》、翟文杰的《荒城》、嘉德的《超限》、雨人的《动物世界》、木易沉香的《纳历》、夕婉的《春光》以及王立虎的《祈祷》、量山的《秋雨》、刘会彩的《读荷》、梅花驿的《散步》等。这些诗作都有一些很奇妙的诗思。马冬生的《我把那些盖大楼的叫种楼》和滔涛的《蚕食的声音》都让人产生一种揪心的疼痛，丁南强的《北邙月色》让人产生一种身处历史洪荒之中的凄美之感。对于这些诗作，我不再一一述说。需要告诉朋友们的一点是，这些诗作，都产生了不同程度不同相位的审美感受。

    通过对上述几个诗歌群体的解读，中原诗风的现在式状态其实已不言自明了。丰富多彩，杂花生树，这是中原诗坛呈现给我们的显象认识。如果我们对当下中原诗坛的诗风问题做一点理性认知，在我看来，大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去思索。其一，就当下中原诗风的深远历史渊源而言，当下的中原诗风仍然具有沉雄奇逸、厚重质朴、自然天成的质地。关注民生、关注下层民众情感的苦乐忧惧，仍然是今日中原诗人最为主要的价值取向。从这个角度讲，因中原诗人更多关注外部社会的变迁，因此，对诗人个体内心世界的深度观照就少了一些。如果我们仍然从这个角度的另一个侧面分析一下中原诗人关注社会人生的深度，我们即可看到，中原诗人关注社会人生的面很广，可谓丰富多彩，但强度或深度却稍有缺失，像其祖先杜甫那样无有忧惧的具有大爱大恨的诗作很少出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原诗人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诗人的共同问题。中原诗风中不缺反思与思想批判、文化批判，但很难进入到人性与人类的高度。同样，这也是中国诗人共有的遗憾。其二，在艺术呈现方式上，当下的中原诗人则更多继承了前辈新诗人如苏金伞、徐玉诺、于赓虞乃至李季等人的风格，追求新诗艺术的自由精神，把自然天成作为艺术审美的至美目标，同时也追求诗歌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许多人像其祖先杜甫那样把自己锻就成当下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却少有人像李贺、李商隐那样站在艺术创作的最前沿成为开一代诗风的前驱。可以这么说，中原诗人个个实力雄厚，不少诗人在当下的中国诗坛可堪一流，在集大成式的经典写作上可做到尽善尽美。但在对诗歌艺术先锋的认知上，不少中原“中生代”诗人似乎少了一点更为深入的体认，而不少“新生代”诗人又少了一些自觉。这只是我一己的认识，仅供大家参考，也诚请大家批评。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