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赵芸 采编：袁莉

编者按：

　　“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诠释崭新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些提法是我国政府近年来所提倡的“文化走出去” 国家战略的另一种表达，翻译工作是实现这一战略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因素，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是“拐杖”、“桥梁”，还是“瓶颈”、“门槛”，翻译工作者们长时间里似乎习惯了任由他人评说，只管身背西西弗斯的巨石，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漫长道路上忍辱负重、踽踽前行！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走多远、走多少？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历史、现状及效果如何？有哪些认识上的误区？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良、拓展和建构？我们理应把话语权交给这群锲而不舍、上下求索的翻译实践者，倾听他们冷静而智慧的回答……

夏仲翼（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论家、翻译家，上海翻译家协会前会长）：

　　文化与学术大概是该归入“软实力”范畴。既然是“实力”，首先得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若真形成了“实力”，即使不推广，怕也是会不迳而走的。当年“西学东渐”，一方面当然是域外从各个方面推广它们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的结果，但也首先是中国社会本身变革的需求，选择了适合当时中国实际的先进思想与知识。所以，推广和传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但它也必须有现实的传播对象。
　　中国文化要向外推广，首先是要让“学术”与“文化”返朴归真，去了浮躁与虚假。把学术与文化从趋利造名的路上拉回来，把娱乐消费文化与构建国本的学术区分开来，承认它们本质上的差异，承认它们各自的价值，但不要混同。文化与学术应该有一个清正的发展环境，它不该是媚俗的、也不只是命题式的、更不是功利的阶梯。文化学术的量化验收，只能制造更多的重复甚至造假。所以必须先有学术的澄清，才能有学术的清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
　　当然，在“走出去的实践里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如文化传播在当今世界，恐怕不只是加强推广手段就能见效的。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必须要非常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式，要融入对方的社会，习惯他们的操作流程，例如经济人、代理机构与出版系统之类。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以我为主的推广，进入不了他们的传播体制，那是一样的不会有切实的效果。只消看我们建国以来，外文出版也有专门的机构、特定的刊物，即使在文革之前，也就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编译的古今名著并不在少数，而且还有专门的对外的文学刊物，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当代“大家”们和古典名著的译作，人力物力投入不可谓不多，但影响如何呢？恐怕这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方面。
　　社会在变革、思维在更新，我想，群策群力是定能找到合适途径的。

陆谷孙（复旦大学杰出教授，《英汉大辞典》主编，上海翻译家协会前副会长）：

　　孔子学院在海外办得有些时日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口号也已耳熟能详，但是我们究竟走出去了没有？只要实话实说，也许这个问题由前不久浩浩荡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VIPs来回答，最有说服力。一说中国已是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是排名第二或最低不次于第四的经济实体，走出去还这么不易，是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敌对势力的封堵，此话可能部分有理。我曾在美国一家Barnes & Noble书店浏览终日，查过门口电脑以后又用笨办法，一个个书架扫瞄过来，只发现七种与中国题材有关的读物，却又都是属于我们海关要查抄的问题书，想找一本司徒雷登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都没有。我又曾在佛罗伦萨的中心广场歇脚，坐在长椅上看那边的万国旗，膏药、八卦都有，就是没咱们的五星。说这些都与意识形态有关，我信。
　　那就不妨把目光转向第三世界，就拿我们出大力援助的非洲为例吧。据不完全统计，走出去的中国人在那儿已有百万之众。黑兄弟对我们的接纳程度又如何呢？Made in China改称Made in China with the World之后，黑人兄弟姐妹对中国商品的质量仍多疑虑，对某些中国商人“和尚打伞”式的金融和商业文化颇多微词，罔顾公德又缺少教养的行为举止又被诟病不断。我们可以说，有些黑兄弟或许患了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可他们就喜欢把走出去的中国人跟那儿的欧美人作疵谀之比。要是当年曾被人当作奴隶买卖的一群，对我们五千年的悠久文化都背毁不已，我们岂能不恻痛于心？
　　所以，走出去前，不能不针对外部世界的“傲慢与偏见”谋定而动。要突出围城，事涉国本自然动不得，但必须拆迁的墙还是得拆迁，而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人先得记住：不可旷职偾事。
　　其次，说到翻译。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叫我写几句话。我是这么写的：“天上九个缪斯，无一职司翻译；地下学人万千，皆视译事为末技。天眷人顾两阙，译人惟有自娱自爱自尊自强。”这第二句话用的是“学人”二字，其实当时心目中展现的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学界判官。译文酬金n年不变，致成爝火；译著一般不计入学术成果，即得百万之数，不及谈玄说虚千百字，风成化习，译道渐芜，自属必然。而没有汉外佳译，中国文化如何走得出去？外汉翻译对中国文化的推动力，特别是在社会巨大转型时期，先例累累，已毋庸多言。现在的问题是，上述拥有话语权的学界判官，有几位从头至尾读过几部译作，更遑论自己动手翻译，其经历和器识甚至远非当年主管文宣的周扬们可比——周扬等人还在1965年前后阶级斗争的“休耕期”策动过西方文论及批评史的系统翻译。对翻译工作的报酬和学术确认问题不解决，定位失正，“蒋介石”变“常凯申”式的悲喜剧还会上演；更可怕的是，翻译人才枯竭，恐怕不久就会成真。
　　要走出去，还有一个汉外翻译的选题问题。笔者曾参与香港三联版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英译工作。我的两位定居国外的弟子曾联袂译出并由两家美国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冯梦龙的白话小说《古今小说》和《警世通言》。我不知道这类书在国外售出过多少册，问出版社也以商业秘密为由，不肯明确相告。估计成百上千到顶了，而且买家肯定以花费公帑的图书馆为多。为什么成不了气候？译者不是大家肯定是个原因。可就是杨宪益先生夫妇翻译的名著《红楼梦》，销量能有多大，我亦存疑。看来，要走出去，非先造成一个“势头”（momentum）不可。选题时适当多拆几堵墙，延聘高手——最好是洋人，即使像“中国制造”斥重金往CNN投放广告那样也在所不惜——用洋文写出译著的书评，先瞄准大众报章杂志书评栏，继而力争刊布于国外有影响的专业化书评报，也许能够蓄势瞻程，一步步造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局面。
　　最后，还有个心态问题。老子所谓“自伐无功，自矜不长”，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提倡谦虚，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鼓励多出“汉奸”，而是充分估计到历史的、传统的、社会—政治的、乃至文字语言的诸种因素带来的困难，放低身段平等融入，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去空降，当然也不摆出Orz的姿势去逢迎。这样，走出去的路子是不是会平坦一些？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中国外语》200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典籍英译，中国可算世界一流。”可见在典籍英译方面，中国已经“走出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典籍英译，需要精通中英两种文字。英文是比较科学的语言，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中文（尤其是典籍）是比较艺术的文字，可以说一指二，意在言外。因此如要做到精通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中英两种文字互译的文学作品，除中国人（包括华裔）之外，几乎没有外国译者可以胜任。就以典籍（尤其是诗词）英译而论，王国维说过一句名言：一切景语都是情语。这就是说，诗词中即使是写景，也是借景写情。而西方文字，一般说来，写景是写景，抒情是抒情，很难理解景中有情的中文，要用英文来表达就更难了。而文学翻译需要传情达意，达意是低标准，传情是高标准。外国译者要做到达意已经不容易，再要传情简直是难上加难。就以《诗经 采薇》中的名句为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外国译者一般译成“杨柳飘扬，雪下得大。”是否达意已有问题，更不要说传情了。而中国译者的英译是：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 英文说垂柳是weeping willow, 这里译成杨柳垂泪，传达了依依不舍之情。又说大雪压弯了树枝，象征战争压弯了征人腰肢的痛苦之情。传情达意，都胜过了西方的英译。法译也是一样：A mon depart,/Le saule en pleurs./Au retour tard,/La neige en fleurs. “雨雪霏霏”的法译，借用岑参写雪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乐景来写哀情，以倍增其哀。可见中国不但典籍英译可算世界一流，文学理论，翻译理论，也是世界一流。例如《老子》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简单十二个字，内容之丰富，道理之深刻，不但可以和同时代的希腊哲学比美，甚至今天还可以解决很多世界上有争论的问题，中国人的一种译文是：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 Things can be named, but names are not the things. 第一句说：道理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道理。这句话可以解决中西方一个矛盾，例如民主之道。西方常批评中国不民主，美国林肯总统说过：民主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西方认为两党竞选才是民主，其实只是民治，医疗保健等民享问题也是民主。而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并不在美国之下。改用老子的话，就可以说：民主之道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们所知道的两党竞选的民治之道，也可以是一党领导的民主协商，主要问题是为人民服务（民享）。“道可道” 解决的是本体论的问题。“名可名，非常名”却可以解决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应用到翻译上来，中国事物可有中国名称，但名称只是符号，并不等于事物，英文符号更不可能等于中文，这就是说：译可译，非直译（对等译），这是翻译的认识论。非对等翻译（传情达意）却是翻译的方法论，都可以“走出去”。

许钧（南京大学教授，华师大讲座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

　　近段时间，由于工作需要，接触了文化界、文学界和翻译界的不少人士，在接触中，明显感觉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了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忧虑甚或焦虑的事情。涉及的有心态、认识，也有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是一种必然，是大势所趋。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给世界带来了种种发展的机遇，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维护文化多样性，便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融入世界化的潮流，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声音不响、被认同度不高，影响也有限，与向来以数千年文明而自豪的中国人的期望值相去甚远。于是形势所趋中交织了一种迫切的内心诉求，并且渐渐地由迫切而转变为焦虑，由焦虑而转变为焦躁，表现出了一种过于急切的心态。
　　然而问题在于在文化领域，其产生交流、发生影响的机制、环境和种种牵制性的因素不同于经济领域。内在的需要、适时的文化环境、当下的意识形态时时制约着一国文化向另一国文化的输出，影响着一国人民对另一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再加之翻译活动复杂性背后所隐含或凸显的文化差异，对翻译之“场”起作用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更给文化的输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诸如歪曲、冲突、抗拒等等现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因此，我们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政治、文化、接受心态或认知层面的种种障碍。鉴于此，我认为在顺应历史潮流、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要摆正心态，充分认识困难和障碍，积极寻找化解的有效手段。鉴于此，我认为顺应历史之潮流，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要摆正心态，充分认识困难和障碍，积极寻找化解的有效手段，在不断的努力中渐进，在主动走出与积极开发的双重姿态中，形成输出与接收的真正互动与交流。如是，才有可能应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所可能遇到的困难，在相互交流中化冲突为理解，不断丰富自身，进而共同发展，在共同发展中真正达到世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江 枫（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文化走不走得出去，都有一定之规，由不得任何国家、集团和个人的一厢情愿。曾经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甚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是一种误解。
　　两河流域文化在中东的扩散，希腊、罗马对欧洲的影响，汉唐文化之浸润东亚，以及晚清的西学东渐，五四时期德、赛二先先之联袂登陆，都是形势使然
人类文化发展总是由低向高，文化流动又总是从高向低。整体，如是，局部或组成部分，亦复如是。而其动力，多源于下游的“拿来”。
　　所谓文化，是各地区、各族群的人们，为了个体和集体的生存的维持与改善，长时期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成果及其积累。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发展不会均衡，于是，便有了互补性的文化流动。自然的表现，大都是引进方为了生存及其条件的改善择其所需的“拿来”。
固然，也有些是输出方有意为之，多数情况下并不考虑接受方的意愿，常常代为取舍，以有利于输出方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历史上成规模的强行输出，常常在文明对野蛮、基督教对异端的名义下表现为战争。
　　文化走出去，也就是文化输出，所以，口号的提出便不能不慎。如果我们曾经介意“崛起”二字所引起的反响，文化走出去的提法，岂可不加深思。
　　文化一词原意“文治和教化”。汉刘向《说苑•指武》有言：“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现今所指，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对外使用时，就不能不考虑外人的理解，而必须根据主客观条件判别，我们可以和应该输出或是“走出去”的，都是些什么。
我国历史上的创造发明、孔孟老庄的学术思想、古往今来的文学经典，以及最近，比如，《中华植物志》的“走出去”，给予我们的启示都是，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有没有和有什么有助于全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
　　文化交流是双向运动，谈到翻译的重要作用，就不能单强调译出，特别是因为一方面，译入任务远大于译出，另一方面，是译入的表现和译出一样，在目前，都不十分美妙。翻译，从理论到实践的建设都值得关注。
　　走出去、引进来，都必须正确认识翻译，严肃的翻译工作者都应该懂得：译，无信不立！文学翻译的信，既是对内容的忠实，也应该是对形式的忠实。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不该译为“爬得高些看得好些”，是“由于本人学问有限，谬误不少，敬请指正”，就不该译为“这本书献给读者，欢迎提出各种建议”。


罗新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文论家、翻译家）：

　　我主张“积极倡导推动，慎勿越俎代庖”。把我国典籍 “送出去”，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主张。以文化人，影响才深。心是好的，但也须注意效果。解放初期，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一片好心，把苏联小说，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译成中文送进来。当时阅读，因是莫斯科译的，总觉得是外国中文，不如国内译者译得好，后来得知那里倒亦有真正中国人在翻。五十年代初，仿苏联建制，文化部下成立外文出版社；文革前扩大规模，升格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这一机构，就是专做把文化送出去工作，曾兴旺一时。进入新世纪，外文局框架犹在，但业务基本停顿。从莫斯科中译本之不被看好，到外文局之萎缩凋零，或有什么含义可昭示于人？“中国制造”商品，如服装玩具，不论到什么国度，拿来就可以用。但文化，有个接受和融合的过程。音乐、舞蹈、绘画、电影，直接诉诸受众，障碍还不算大; 一旦涉及文字层面，需语言转换，情况就不怎么简单。中国人译外文，语法可以不错，但人家习惯上常不这么说；有时我们译来复杂，人家说得很简明。各种语言，各有禁忌，如“工程师在业馀时间帮那女工做物理习题”，照字面译成法文，就是笑话。可怕的是，印出来后，还看不出毛病何在。中国人译外文给外国人看，往往吃力不讨好，慎勿越俎代庖！
　　再者，不说盲目自大，也要避免一种想当然，以为中国学问只有中国人来做才最高明。二十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与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之研究敦煌文献，就曾走在罗振玉与王国维之前。又如国人读《论语》，大多沿袭传统经解。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向视为严封建等级之分，而比利时人李栻（Simon Leys 1935- ）则把此语佐以“正名”说，认为恰当约定个人的身份与职责，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现如今礼制隳败，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子教三娘，公安局长成了黑帮大红伞，伦理才出现集体性下滑倾向。更有美国Brooks夫妇，把《论语》里真正的“子曰”，和子贡曰，以及子游、有子曰，曾子、曾元曰，从门派更替与话语权转换切入，将全书二十篇重新排序，英语读者才有幸能读到新编“论语原本”（Bruce &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1998）。以致有人惊叹：西人读孔今犹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后，也有值得反馈回来的信息。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翻译理论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翻译问题一直高度重视。最近几年来，有些出版社还积极组织国内各地的翻译专家，推出全面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大中华文库”，据说列入翻译计划的就有两百种，已经出版了一百种。尽管我们投入了不少精力、物力和财力，但取得的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想的似乎还是有较大的距离。举一个例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被国内翻译界推崇备至的中译英经典之作。事实上，它的翻译质量也确实相当不错。但它在国外的影响如何呢？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个《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发觉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相比，杨译本无论是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再版数上等等，都远逊于霍译本。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倒并不出乎意料，因为我是专门从事译介学研究的。一千多年来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史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能够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影响，并不是靠我们的翻译家，而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是来中国取经，或是在他们本国获取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影响。
　　其实，国内在关于对外翻译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首先是把对外翻译的问题简单化了，以为翻译就是个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以为只要懂点外语就可以做成此事。前几年就有人在报上撰文说，我们国家有许多高水平的英语专家，我们完全有能力把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出来。这位作者的问题就在于，他只看到我们能够把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翻译成不错的英文，但却没有考虑译成英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传播、如何才能被接受。假如我们尽管交出了一本不错的、甚至相当优秀的中译英译作，而这本译作没有能走出国门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所阅读、所接受、所喜爱的话，那么这样一本译作它又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呢？我们常常是在对外翻译的问题上缺乏国际合作的眼光，对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们缺乏应有的了解，更缺乏信任，总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要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其实只要冷静想一想，国外的文学和文化是靠谁译介进来的？是靠外国的翻译家，还是靠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答案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国外有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介工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进他们各自的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假如我们对类似这样的汉学家、翻译家给予精神上、物质上，乃至提供具体翻译实践上的帮助的话，那么他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中国文学和文化通过他们的努力，也必将在他们的国家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从而产生更大的、更有实质性的影响。

柴明熲（上外高翻学院院长，教授，著名口译专家）：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金融危机、反恐、地区冲突，还是环境保护、救灾都已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世界要与中国沟通，中国也少不了与世界的沟通。沟通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语言的，而翻译又是能够使存在于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信息顺利到达彼岸。因此翻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际沟通的语言桥。

　　但是这座桥梁的建造令人堪忧。一是社会对这座桥的构造和真实的用途知之不清，有时甚至到了无知的地步。二是在外语或者目前的翻译界也存在着模糊不清的概念。总认为，只要有点外语知识就可从当翻译了，或者只要学会了外语就能自然成为翻译。殊不知，外语只是成为翻译的基础，是开始。就好比建桥梁时，我们有了图纸、有了建材、有了建桥的工具，但是桥梁必须通过建造工程，一步一步地完成，最后建成能通行人和车的桥梁。外语就好比是建材，没有其他的材料和建造工程，桥梁还是建不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翻译无法真正走出国门的一个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外国人看不懂。有些翻译还产生歧义、闹出笑话或造成误解。这是问题的症结。

　　问题的根本之一在于教育。我国把很多资源用于外语教育。从小学就开始了外语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在大学里还设了外语专业。这些都很好。很多高校中的外语专业都把培养高等级的翻译作为培养目标之一。这就有些问题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很多专家级学者，并不曾考虑到，学生所完成的外语学习只是为建造翻译这座桥梁准备了建材而已，离开完成桥梁的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仅在学生学习外语的时间段内很难完成，还必须通过翻译专业学习才能完成。如果我们这一步不走的话，学校是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专业翻译来的。可惜无论在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科目录上，还是地方教育的发展规划中都只有外语专业看不到翻译专业。无怪乎国家需要高等级的专业翻译时经常碰到翻译人才瓶颈。

　　还有，一说到翻译，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文学翻译。确实文学翻译为我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发展。但是文学翻译并非翻译的全部。今天当人们谈到环境保护、现代科技、金融投资、文化交流、医疗卫生、教育研究、经济贸易、地区安全等都涉及到国际交往与合作，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翻译的服务。但是我们的社会对文学翻译以外的翻译又知道多少呢？对每年占全球翻译总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翻译服务关注了多少呢？介绍、说明书、法律文本等，当我们在享用这些翻译服务时，我们对那些默默无闻的翻译工作者又关注了多少呢？有的在这些翻译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像文学翻译工作者那样有可能成为资深翻译家。他们为国际交往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还有我们很多高校一开翻译课，就开文学翻译课。很多人并不知道，文学翻译是无法替代非文学翻译的。当然，非文学翻译也是不能替代文学翻译的。口译也不能替代笔译，反之也一样。这些都是翻译专业中的不同方向，有些甚至是不同专业。这就好比在医院中不同的科室是不能互相替代一样。病人得什么病就要进到相应的科室对症就医。

　　当然，仅了解翻译的用途，有翻译人才还不能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中华文化虽博大精深但未必洋人都能接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又是任何发展中的社会所遵循的规律。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哪些方面能被人接受，也不知道别人是否乐意接受我们的文化，只是一味地向外传输我们的文化，这样的运作只能是事倍功半，说不定还会落得个“强加于人”的不好名声。其二，由于我们长期讲的是对外宣传，我们在选择内容时往往只注意我们自身，而不注意接收方的文化，这样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时会碰到很多阻碍，效率就会很低。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要做好做细文化交流的研究，要以国家发展战略课题来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研究，了解掌握相关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交流信息，开展交流方式和成效的归纳和研究，提出建设性规划和实施步骤等。第二在国际上培育了解中国，向往中华文化的群体，并由他们根据自身文化的需要结合我们交流的内容挑选出中华文化中容易被接受的部分先行翻译，逐步推进，最后达到中华文化有效走向世界。

　　所以，要完成文化“走出去”战略，我们首先要建立专业翻译和翻译人才培养体系，要正确认识翻译，要了解国际文化交流的方式方法，要做好研究和战略规划，要有步骤地推进，不断使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接受中华文化。

吴钧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

　　文化是没有脚的，但是它会“不胫而走”。在如今信息传播瞬息遍全球的时代，应该不愁什么文化走不出去。我国古代的经典作品，一百多年来早已“走”到欧美日韩各国。比如老、庄、孔、孟等等。特别是《孙子兵法》这类“实用哲学”，译本很多，读者很广。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翻译，也流传很广。比如《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聊斋》、《金瓶梅》等等，以及《史记》、《东周列国志》这些亦史亦文的作品，还有中国文学的精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戏曲等等，如果查查目录，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是惊人的。关于译者问题，特别是“汉译英”译者问题，我觉得中国不缺高素质的译者。比如林语堂、孙大雨、方重、杨宪益、张爱玲、许渊冲、刘重德、汪榕培、辜正坤、胡志辉、王宝童、罗志野等等。现当代的后起之秀如黄福海、海岸等同样令人尊敬。还有众多华裔外籍学者，都是强大的翻译力量。我觉得不应该过分关注他们的国籍，而应该与我国的翻译家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对用汉字写出的作品感到爱好、欣赏，并且有志于用外国文字翻译出来，向他们的读者传达和介绍中国文学。如果认为外国头脑必定能胜过中国头脑，洋人翻译必定优于国人翻译，那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倒是很容易引起“崇洋思想”之讥。相反，洋人所译汉著之中常能发现许多错误之处。这倒不是中国头脑胜过外国头脑之故。主要原因乃是中国人对自己祖先几千年的历史典故、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山川形胜、礼节制度、思想感情等等一般来说要熟悉得多、了解得多。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我国文学作品汉译外显得不景气的主要原因。这里说的“伯乐”，除了指发现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有权势、有资财的人士以外，还指客观的环境和条件。汉译外的人才培养虽然不必“百年树人”，但是至少要几十年的时间。一本经典著作的翻译过程，如果不是草率从事，十年磨一剑当是平常和正常的。磨出来的“剑”，谁家肯出版接受又是个大问题。如此，“千里马”吃不到料草，只得改弦易辙，去做拉货赶集的普通马了。因此，有必要由国家或团体出资成立“编译馆”之类的组织，重金礼聘一些“千里马”，给以不愁衣食住、不愁无处发表的待遇。

袁志英（同济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

　　真理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真理在它所在的地方。也可以说真理既在东方，也在西方，东西方间的文化差异不可夸大。各个民族健康的、有孕育性的文化终将流入共识的具有普世价值文化的大海。然而民族文化依然川流不息，不舍昼夜，世界文化的多彩多姿就是由此而生发。 我们奉行“拿来主义”，拿异域的文化滋养自己，丰富自己，异域文化也渐渐成为自己文化机体的一部分。文化从来就是混血的，纯而又纯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拿来”的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开放，继续拿。在拿的过程中注意排除泥沙和鱼目。是否“鱼目和泥沙”不可钦定，有些泥沙和鱼目也不可怕，我们的文化机体还有排异反应。“全盘西化”不可以，然而“一边倒”、“以俄为师”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要深刻理解中国的“水土”。我们GDP上去了，世人争说“北京共识”。中国文化是否要“走出去”呢？当然要“走出去”，你不给它翅膀它也会不翼而飞。大家争说的所谓“北京共识”抑或“中国模式”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政治文化。那我们如何给中国文化以“翅膀”呢？相对“拿来主义”我们是否也搞个“送去主义”呢？我以为不可。首先如何送去？靠翻译？谁来翻译？靠学英文的中国人将国人的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译成不是母语的英文？谁人的英文水平能达到英语国家的人所能认可的水平？杨宪益英语水平够高的吧，他太太戴乃迭又是英国人，可他们所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接受并不理想。翻译并非单纯的文字转换，它需要知识，需要钻研，甚至需要考证。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人学习外语，也恰恰在这时中高档的人文翻译人才断档。不要说将中文译成外文了，能很好地把外文译成母语者能有几人？连北大清华不是也出现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孟子”译成“门修斯”那样的笑话吗？中国的外文专家难以（并非绝不可能）把我们的东西送出去，那只有靠有关的汉学家了。汉学家能将中国人文译成其母语的人也不多，但还是有的。对这些中文好、母语好而又热衷传播中国文化的老外最好能做个调查，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常和他们联络。我们“送去”什么呢？毋庸置疑，我们在价值观、审美观上和别的国家，和西方国家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推出的送出的东西人家不一定买账，我们可做介绍，然而进口什么应由进口国的学者译者决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鲁迅先生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这一命题也不完全正确。大气的、具有国际眼光、具有孕育性、前瞻性的作品总是受欢迎的。被钱锺书先生称为“杰出汉学家”的德国学者莫芝宜佳早在八十年代就将《围城》译成德文，并一版再版，在德国很有影响，为此她这部译著获得了去年法兰克福书展最佳翻译奖。她还把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译成德文，不日即可面世。我们要善待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国外汉学家一般都热爱中国文化，而他们的视角和立场往往有异于我们，发生争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争论的目的是求同化异，而不是定要压倒对方。比如说德国汉学家顾彬，他的言论在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议，这里面有意见分歧，也有误解。有人咬着他的“垃圾”论不放。其实他不是说“中国文学是垃圾”，而是说少数以“身体写作的作家”的作品是垃圾。其实他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一人主编两份杂志，一是《袖珍汉学》， 一是《东方》；他主编翻译出版了《鲁迅选集》，该选集曾获得德国最佳图书奖；他主编了十卷本德文版的《中国文学史》；他翻译了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出了单行本，在德国引起轰动。他把许许多多中国作家介绍到中国。瑞士汉学家胜雅律根据中国的三十六计翻译、写作了《智谋》一书，该书在西方掀起巨浪，影响很大；笔者等人曾将该书译成中文，但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手段，但不是惟一手段；更多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追踪研究，这是我们自身不断壮大的结果。我觉得，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民众能切切实实地过上好日子，比什么走出去的措施都好。适当奖励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和学者。“走出去”急不得，要有足够的耐心。

徐和瑾（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在世界政治、经济上影响的增大，外国人对了解中国的兴趣逐渐增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
有人说，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还得靠国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感兴趣的专家、学者进行译介，并在他们国家出版。这些人认为，杨宪益先生翻译的《红楼梦》虽然译得准确、生动、典雅，但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和影响却远远不及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的译本。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只能像法谚所说，等待烤熟的云雀掉到我们嘴里。如果这样，外国人对中国经典著作不管译得好坏，对中国文化和现状介绍得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我们是否都得接受？如果有别有用心的歪曲介绍，我们是否就只能等待有良知的外国朋友来为我们进行驳斥？
　　从中国经典著作在法国的译介来看，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目前，法国七星丛书已出版《红楼梦》、《金瓶梅》和《西游记》。《红楼梦》的译者是我们的同胞李治华先生，后两部著作的译者则是在我国出生、长期在波尔多第三大学任教的安德烈·列维先生。至于杨宪益先生的译本影响不如英国译者，我看主要是因为在国内出版，当时对国外的发行渠道还并不十分畅通。我想，我国学者在研究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影响的同时，是否更应该研究这两个译本的优劣，如果杨译本在翻译质量上确实优于霍译本，为什么不能跟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以扩大影响呢？
　　从现在来看，建立一支自己的汉译外的翻译队伍也已条件成熟。如果说像上外已故法语教师岳扬烈先生那样大、中、小学都在法国学习、写的法语比普通法国人还好的中国人在当时是凤毛麟角，那么，现在从小在法国受教育的中国人却是人数众多，只要有这方面的需要，我想其中会有人愿意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汉译外也并非高不可攀，外语教师其实每天都在从事这一工作，只是难度有所不同而已。从我来说，原学俄语，后因工作需要改学法语，在上外进修两年，1970年复旦法语专业招生后开始教授法语。几年后曾给市里翻译介绍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画册。后来，我一位中学老同学给法国科技杂志寄了篇炼钢方面的论文，因法语不过关未能发表，我替他改好后杂志立即发表，拿来一看，基本上没有改动。近年来，我应法国朋友之邀写了些文章，法方也只是略作润色而已。我想，现在的法语教师跟国外的交流比我们当时要多得多，水平也应该比我们更高。
　　总之，“走出去”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欢迎外国朋友相助。

魏育青（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传播中国文化精华，推广中国特色学术，让各国人民更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开创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局面，对此翻译界责无旁贷，自不待言。不过除了宝贵的热情之外，或许还要一点冷静的思考的实在的努力。
打算“开门走出去”，先得知道“家里有什么”，即什么属于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是中国有特色、高品位的传世之作？对此总要进行定义、梳理和归类，确定什么值得弘扬和能够输出，并为潜在的受众接受。是四书五经，宋词元曲，还是近现代作家学者的作品著述？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宏大叙事，还是在西方颇受平民欢迎的风水、中药、武术、菜谱？缺少独创性的模仿之作，海外市场恐怕有限，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亦是如此。
　　其次，国外汉学家或中国学研究者多年来也在努力介绍中国文化。Richard Wilhelm译《易经》、《论语》、《孟子》、《礼记》，Alfred Forke译《墨子》、Günther Debon等译古典诗词、Franz Kuhn 译《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Ulrich Kautz和Wofgang Kubin译现当代作品，在德语国家均不无影响，但主要限于学术圈内。专家研究水平令人瞩目，一般人则知之甚少或者未认真对待，有些书店甚至不把中国典籍放在文学、哲学的专架上，而是搁在所谓Exotik或Esoterik之类的角落，聊备一格，供人猎奇而已。比较我国介绍德国哲学文学的情况，中国哲学文学在德语区的接受不如人意，所谓“文化赤字”并非空穴来风。应该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什么已经译成了外文？质量、影响和效果如何？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拾遗补缺，还是要和国外汉学界同台竞争，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是对汉译外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能以外文写论文专著者不少，能游刃有余地将文学译成外文者不多。将外语译成母语而非相反，是国际惯例；两种翻译的难度大不相同，是公认现象。翻译绝非简单的符码转换，对号入座，把重要典籍译成德语有别于将大众汽车维修手册译成汉语，希望某些掌握话语权者理解这点。比如《论语》中多次出现的“仁”字，翻译时既要前后照应，又要各尽其意，既不能将读者带往歌德席勒时代的魏玛，又不能让人想起某种现代交际理论，左右为难之处不少，殊非易事。大规模的“工场”式翻译，可能适合于佛经、毛选等重要典籍，但也有译本无明显特色、阐释空间偏小、投入成本过大的缺点。比较理想的做法之一可能是中外小型团队合作，双方取长补短，杨宪益戴乃迭译《红楼梦》便是适例。合作还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灵敏度，避免如今在媒体、书展上并不鲜见的误解。在外宣方面不能曲意逢迎，但也不能强梵就华，非要别人穿唐装。
　　四是人才队伍的问题。将中国文化精华和特色学术译成外文，要求译者认真刻苦，殚思竭虑，反复推敲，精益求精，这在风气浮躁，凸显“效率”的今日，几乎是过高的要求。钱春绮先生这样的专业文学翻译家基本绝迹，而高校教师中又有几人能冒没有“科研成果”的危险，去做这种被认为只是“雕虫小技”的工作呢？即便将世俗或曰现实考虑全抛在脑后，也还有译者专业素质的问题。彦琮有“八备”之说，对翻译中国经典这项工作而言，中西语言和文化修养足以胜任愉快者，恐不多见。时下不少外语系注重“通事”之实用价值，能学贯中西、道通古今者实属凤毛麟角，而培养这样的人才，并非振臂一呼、群情激奋便能实现的目标，而是需要多年的辛勤耕耘；关键是现在就迈出扎实的步伐，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今纷纷成立的翻译系提供了建设的平台，如能和文史哲相关院系加强合作，克服“两张皮”现象，并充分利用海外学人的宝贵资源，或能在不久的将来具备向外译介文化精品，让中华文化薪传海外的前提条件。

邹振环（复旦大学教授，翻译史学专家）：

　　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就是中译外。近代以来的中译外大多是以民间为主体，明清以来就有汉学家，如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的柏应理等传教士汉学家，热心于将中国的经典的外译工作。当然也包含有中国学者的贡献，近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黄胜、王韬合作，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出版，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外译的民间模式持续在近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当然民间翻译还有中外学者以个人“书斋”里的“私房活”形式出现，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西游记》和美国作家赛珍珠将《水浒》译成英文；中国作家外译的突出例子，除了我们熟知的大师辜鸿铭将儒家经典和杨宪益将《红楼梦》西译外，还有盛成将《老残游记》译成法文、方重将陶渊明的诗歌译成英文，等等。中国政府出面的外译工作，1949年后最大的中译外工程恐怕就是《毛泽东选集》的外译，我们所知著名学者钱钟书、姜椿芳、王稼祥、刘泽荣、程镇球等都参与过这项事业。中译外规模效应的形成，我以为离不开“多轮驱动”的模式，即官方、民间和国外汉学家或汉学机构的通力合作。多年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传统中国经典文本的外译，包括《红楼梦》等在内的经典，都有过权威译本，当然这些译本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性还需要进一步学术的论证。但我坚信，随着政府的倡导，加上国内外翻译家群体的参与，中译外会迎来自己充满希望的春天。

吴莹（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上海翻译家协会前副会长）：

　　要使承载中国优秀文化的图书真正地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走进外国读者的家庭，以帮助他们认识和了解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比如，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读者群必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开发好的选题 ，选择合适的作者撰文，挑选优秀的译者来正确地传递信息，在图书版式、开本、编排、装帧等方面根据不同国家的读者的阅读习惯作相应的调整，通过合作等方式让这些书进入主销售渠道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或欠缺都可能导致与成功无缘。当然，翻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合作也可以有多种模式。中方的翻译稿由外国编辑修改、润色，是方法之一。但前提是译文基本正确、到位，否则，（不懂中文的）外国编辑会提出无数问题，等待解释和解决。有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中方和外方从选题策划、撰写书稿、翻译编辑，到版式设计、印刷出版、发行销售，进行全方位的全程合作，双方在各个环节发挥各自的优势。一般来说，外方更了解他们的读者群的需求，而我们则熟悉中国的题材和内容，掌握着作者资源。中方的译者（当然是指好的、负责任的）比较了解国情，对于作者的原意理解比较正确、透彻，而外方的编辑在驾驭本国文字的能力上更胜一筹。

黄福海（青年诗歌翻译家，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杨译《红楼梦》在欧美不如霍译流行，一方面可能是杨译在语言上不如霍译优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欧美人的阅读心态还不够成熟。清末文人喜欢把外国诗歌译成五七言，读者普遍称好。当时的中国读者对外国不太了解，阅读心态也不成熟。后来发现用五七言译外国诗歌会损失许多原汁原味的东西，于是改用白话文翻译，译诗也更趋于准确。欧美读者在阅读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时普遍怀有优越感，对于因文化不同而引起的语言不习惯会过分苛责，不像我们在八十年代阅读外国文学时那样谦虚，即使译文不太好也很喜欢。读书分两类，一类是想从书中学到你脑子里没有的东西，一类是想在书中印证你脑子里原有的东西。
　　中国典籍的外译，需要依靠学贯中西的人士，或采用中外合作的方式，才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目前主要还应依靠中国人自己。客观地说，各国文化毕竟是有难易之分的。各国的文化现状是，欧美文化对中国人来说较易，中国文化对欧美人来说较难。来源语较易者，表达优于理解，应以目的语国人翻译为主；来源语较难者，理解优于表达，应以来源语国人翻译为主。我们来个换位思考，想想外国经典（文字和思想较为艰深的典籍）是如何传入中国的。东汉以后，把佛经翻译到中国来的最早一批重要的翻译家都是外国人，如安世高、鸠摩罗什等，而不是作为佛经之外国读者的中国人。世有鸠摩罗什，然后有玄奘。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典翻译的重要特征。基督教经典也是首先依靠外国学者译成中文并由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同时将西洋技术传入中国，然后才有魏源、薛福成、严复等人对西洋文化的译介。中国近代译成汉语最早的外国诗，刊于英国传教士在香港编辑出版的中文期刊上，即弥尔顿的《论失明》，据说也是由外国译者在中国人的襄助下完成的。
　　我们的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鼓励机制，促进中国典籍的对外翻译。就目前来说，应该在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从事典籍外译的前提下，适时、适量地延请适当的欧美专家和学者参加并襄助我们的翻译活动，尽可能提高我们的翻译质量，一方面取得欧美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影响、改变欧美读者的阅读心态。

海岸（青年诗歌翻译家，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

　　我们推广中国文化，翻译文学经典，仅依靠国内翻译家群体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采取“借船出海”的战略，一开始就该与国外出版机构或个人进行合作翻译，达到“走出去”的目的。英国当代著名诗歌翻译家霍布恩（Brian Holton）曾在英译杨炼《同心圆》时有过这样一番感言：“要想提高汉英文学翻译的质量，惟有依靠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小范围合作。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非英语本族语的译者，要想将此类内涵丰富的文本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协力，何患不成？”
　　2008-09年间，本人就曾进行这样的英译实践，与欧洲POINT(诗歌国际)出版社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联合诗歌英译者，成功地推出一本《中国当代诗歌前浪》，并于2009年8月“第48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开幕日首发，同年应邀进入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比利时安特卫普国际书展。本书以汉英双语形式呈现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国当代新诗全貌。本书的诗歌英译大致可分为两类：学术翻译和诗人翻译。全书约二分之一的英译出自英语世界一流的学者、诗人、翻译家之手，如凌静怡、霍布恩、梅丹理、乔直、柯雷、戴迈河、西敏等，余下部分则由本人提供英译初稿，再分别与美国诗人、2008-09年度中美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徐载宇小姐、梅丹理先生等合作完成。本书选编了中国大陆80位大多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生，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坚持汉语写作的先锋诗人的作品，也收录了代表更年轻一代审美取向与文化观念的“70-80后”的诗人作品。本书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翻译均属上乘，它的出版，尤其在欧洲最古老的诗歌节开幕首日推出，不仅给与会的五大洲各国诗人带来一份惊喜，提升中国当代诗歌的声誉；而且促进国际诗歌界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事实上，在西方汉学界，无论是瑞典的马悦然、德国的顾彬，还是荷兰的柯雷，都十分推崇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切；这些诗歌同它的时代和地域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发展。通过诗人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过去、现在，特别是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我们不仅要设立翻译奖，就目前而言，政府文化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应该设立各类翻译基金，建立透明公正的审批平台，吸引国内外的翻译人才合作或独立地开展工作。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哪怕在东欧一些国家的诗人翻译家，每年均可报送某一选题，申请相关的翻译经费乃至出版基金的资助。例如，本人近日接到克罗狄亚诗友的来信，他决定在我送他的《中国当代诗歌前浪》（汉英对照版）基础上译介中国现代诗歌选，正准备与该国札格拉布(Zagreb)文理学院中国文学教授一起申请翻译基金的资助。另从一位美国诗人翻译家口中得知，美国某基金会的翻译资助重心已从“中国朦胧诗”过渡到“第三代诗人”的作品翻译，一套十本的“中国当代诗歌系列”正在全面展开，英译者均为美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我的这位美国诗人也是位列其中。借此我要提醒我国的国际战略决策者与执行者，应该进一步理顺文学翻译基金的资助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学院与民间两大翻译渠道的优势，以宽容的方式鼓励海内外的汉学家与中国文化爱好者参与其中，确保让中国文化真正、可持续性地走向世界。例如，本人的首次合作翻译与出版，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诗友间的友情以及对诗歌翻译的共同兴趣，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潜力，急需国家政府完善能促使这项工作持续发展的机制，仅仅靠贴补国内出版社或国外出版社，而不去资助翻译家是无法真正完成“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的大业。

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翻译工作的确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无法想象不通过翻译就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但是，翻译作为一种国家文化战略，不从体制上着手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须要从国家的角度来着手解决。
　　制约中国文化翻译的瓶颈有多种，高校和科研单位考核标准就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多数高校在考核科研成果时不把翻译成果纳入考核的范围。许多年轻学者为职称或科研考核计，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更为“实惠”的论文写作上。
　　其次，翻译题材和体裁选择妥当与否会严重影响国外的接受。莫言的《酒国》译成多种文字，深受欢迎，其原因是这部小说无论是在叙事策略创新，还是在运用反讽题材进行深刻描绘方面，都不逊色于国外同代作品。国内还有其他优秀作家，如贾平凹、尤凤伟等的小说在国外也颇受欢迎，但因顾虑种种，译者寥寥。题材和体裁的选择应在市场考察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可先以能“走出去”为原则，然后再图“精到”，万不可“意气用事”，自设关卡。
　　其三是翻译稿酬。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下社会，我们无法要求译者像过去那样因领导要求或为某种信仰而献身。这不是译者的错。译者要生存，要能让自己“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值得的“对象”去付出。坦言之，非此而不能调动译者的积极性。

陈洁（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祖国文学，在境外的传播与研究在临近国家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在西方国家已逾300年。先前国外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主要涉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及个别著名作家的某些作品。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崛起，以及在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一枝独秀”，在世界上形成了“汉语热”，世界各国迫切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特别是要了解当今的中国，并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目前正是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化，提升我们“软实力”的有利契机。
　　翻译是让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国内许多科研单位和高校，在职称晋升时不承认翻译作品或普通的翻译作品是科研成果，加之，翻译稿酬偏低，影响了广大翻译工作者从事笔译的积极性。为扭转此状况，我认为，对有积极社会影响或发行量较大（应当制定明确的标准）翻译作品，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名家名作，应该承认其是科研成果；另外，为鼓励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某些单位，或省市、部委科研管理部门，可以将社会价值较大的汉译外作品，特别是名家译作，列为科研课题予以资助，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翻译稿费偏低或出版难的缺陷。某些权威机构也可以设立汉译外作品奖项。为扩大汉译外作品的发行量，对某些译作国内出版社可以与国外出版社商定合作出版。为确保汉译外工作的质量，中外译者对某些课题可以采取合作翻译的形式。
　　确信，在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美好愿望下，在广大译者和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和通力合作下， 汉译外领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编后记：

　　短短二十天，自策划选题到多方联系组稿，我们完成了这样一组中国翻译界前所未有的关于“文化走出去”的讨论稿。自从对外文化交流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有太多的官员、出版人、新闻人在谈论“走出去”，唯独真正帮助文化“走出去”的实践者——翻译家们被集体遗忘。这也难怪，自古以来，“翻译从来都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种运动。”（海德格尔）可它却无处不在，并悄悄改变着世界文化的格局。我们认为，人类文明要保证可持续发展，必须提倡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新人文精神。没有翻译家们的辛劳，做不到这一切。然而翻译有它自身的规律，文化“走不走得出去”，也有自身的必然规律。诚如上述多位译家们指出的，相关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们在心态上，大可不必“焦躁”，更不能“冒进”。应该认识到翻译活动和文化交流背后的复杂性，寻找有效手段和途径，来达到文化与文化之间开展对话、丰富自身、实现共存的目的。

——本文选自上海文联主办《海风》杂志2010年03月（总第230期）

附录：《海风》2010年第三期卷首语

“文化走出去”之知行合一
刘巽达
本期“重头戏”一望即知：浓墨重彩做足“文化走出去”大文章。在《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中，专家教授用深沉睿智的剖析，梳理中国文化对外推广传播的理念、路径、环节、方法。其文虽有“行”的探讨，似更倾向于“知”的层面。而在《杂技金牌何时变成真金白银—— 杂技艺术走出国门的践行与战略思考》中，上海杂技家赵力志用美国12年的杂技践行，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输出的具体成果。其中不乏理性思考，但更倾向于“行”的层面。两篇重头文章一起推出，意在推行知行合一，也即理论与实践之有机结合。

分而说之。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探讨中，中国翻译家的声音显得比较微弱，直到前不久《红楼梦》英译本译者杨宪益先生辞世，才有专家发出“大师断层期”的忧叹。忧叹的背后，是对文化走出去的忧患。虽然有学者云：先有“软实力”，才有“走出去”，只要我们的文化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即便不推广，也会不胫而走，流向世界，挡也挡不住。此话有理，此乃“道”的范畴。但“道”之外，“术”也不可偏废；输出之术，翻译居首。你的东西再好，还是需要吆喝，还要懂得如何吆喝。如今这么多成就斐然的翻译家侃侃而谈娓娓而谈，谈的就是吆喝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科学与艺术地吆喝；是自个儿吆喝，还是和老外一起吆喝；何种吆喝才是高水平和高效益等等。这些有益的探讨，不啻一贴清醒剂和良药。

同时，作为“国家战略”，究竟实施何种“走出去”战术，还有决策者和执行者如何到位的问题。有一实例值得借鉴：法国驻华使馆新近在中国设立首届“傅雷”翻译奖，奖掖多位中国优秀的法国文学译者。而近年来，法国外交部更是资助了超过200本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法国小说和诗集——法国政府的这一战术，有效地推动了法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反观我国，是否亦能设立类似奖项，有效激励有志于推广中国文化的各国学人？如若决策者和执行者能够于操作上新意迭出，“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国家战略就不限于“知”的探讨，而是付诸“行”的实践了。知行合一，日后必有实绩。

“文化走出去”的形态各不相同。翻译，主要是文字形态；杂技，主要是肢体形态。肢体形态如何“舞”到最佳状态，学问高深。中国的杂技人才究竟是成为有尊严的文化使者，还是成为“海外文艺农民工”，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杂技的绝活特色有利于吸引眼球，但其“重技术、轻艺术”的天性又削弱了它的含金量，削弱了它的可持续发展。当“挂着金牌去打工”变成一种普遍现象时，转眼之间，优势就变成劣势。在那样的文化生态下，杂技金牌不可能变成真金白银。故此，专家忧心忡忡献计：唯有把中国杂技艺术烹制成色香味俱全的文化大餐，而不是随手可弃的街边小食，其文化魅力、文化竞争力、文化生产力才能令人刮目相看。本期专访的杂技家赵力志在美国的践行多有可圈可点之笔，其“产业意识”明显走到了艺术同行的前面。本刊之所以邀请文化名家为赵力志“搭脉”，意在通过出谋划策，把这块从上海走出去的“海外蛋糕”做大做美，使之成为绚烂的上海名片和中国名片。

目前“文化走出去”实战中，似乎仍处于“政府强而民间弱”的格局。政府之强，往往仅限于财大气粗和办得成事，而在“产业成败”的履历表上，却乏善可陈，难觅骄人业绩。有些“国家战略”不妨做成“赔钱买卖”，重在社会效益；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赔钱买卖”不能成为“主唱”，而应成为“陪唱”。唯有发展健康的海外文化产业，才是百年大计。赵力志的海外践行结下了一些硕果，他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未来，面对这些硕果，如何“互相搭车”，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作为海外民营团体，既要立足生存发展，又要肩负文化使命，如何长袖善舞，借助外力，特别是借政府和资金之力，无疑是其心头之痛。而作为政府，若想做大海外文化产业，没有赵力志这种“吃水很深”的人才，会多付很多学费；借船出海，借力打力，不失为一条捷径。假如能够共赢，就不只是“产业”的斩获，更有“事业”的收获——“走出去”是国家战略的文化事业，假如既鼓了腰包，又获了名声，岂不喜上加喜？

光知不行，失之空谈；光行不知，失之粗劣。但愿本刊推动“文化走出去之知行合一”的努力，变成艺术家和政府的共识。于愿足矣。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