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毛看来，诗歌的语言和写作方式，与烹饪的食材、手段、火候的拿捏，几乎可以对应。

　　以前是追求生命原生态的莽汉派诗歌代表人物，现在是追求食物本真味道的京城美食创意师，二毛的步伐从诗歌开始，走着走着却踏上了一条通往美食的路。

【人物简介】

　　二毛，诗人、美食家、美食创意师。原名牟真理，上世纪80年代莽汉派诗歌代表成员之一。90年代弃文从商，与黄珂、李亚伟等好友在成都、北京等地开设餐馆，成为当代新派川菜和江湖菜的领军人物。现为天下盐（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美食专栏作家。著有《民国吃家》、《妈妈的柴火灶》、《碗里江山》等。

【正文】

　　进入新店，迎面是一块宣传版，上面写着店主人的新身份——“舌尖上的中国”美食顾问二毛。

　　这家店开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附近。对于更年轻的食客而言，“舌尖上的中国”才是有辨识度的招牌。倘若提起莽汉派诗歌，则显得不合时宜，毕竟这已不是文学热情高涨的八十年代。穿过“舌尖”宣传版，诗人二毛坐在新店的深处。早上十点，客人还未盈门。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家店的与众不同。墙上挂着一幅幅现代诗，作者名字个个响亮，翟永明、李亚伟、杨黎等等。他们的诗歌都指向二毛的川味小吃店。略熟悉诗歌的人，恐怕会吃惊，这并不起眼的店面里，竟有一大群高手在开堂会。

　　二毛是莽汉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万夏和胡冬开创了这个追求生命原生态的诗歌流派。当时四川是诗歌重镇，仅成都的盐市口，就盘踞万夏、胡冬为代表的莽汉派，宋渠、宋祎为代表的整体主义，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两大流派相距不过一个街区。

　　这仅仅是开始。还有杨黎、小安、吉木狼格等为代表的非非主义，张枣、柏桦、翟永明、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四川七君子”，到了1985年夏天，四川的诗人们构成了中国最大的诗歌江湖。

　　二毛亲历了那个沸腾的江湖时代，写诗、喝酒、吃火锅，与每一位躬逢其盛的诗人一样，这样的生活当时是热血，现在则是梦幻。

　　四川诗意之盛，唯美食可以比肩。诗人们自然也和地道的川菜脱不开关系，麻辣鲜香，是最好的意象。1986年，二毛与诗人李亚伟开了第一家火锅店，招待各路朋友，却因为不注意营收，很快关门大吉。尽管被吃垮过一次，二毛还是继续开店，自创的鱼火锅店“鱼摆摆”在1992年开业。九十年代初，文学热潮陡入低谷， 美食之乡的诗人们纷纷下海，开饭馆开酒吧，以红汤白酒延续着之前的诗意。 


    麻辣味儿的诗歌

    二毛拿出一个签盒，里面装满了写着谜语的竹签。倒出一根，如果能猜中谜底，可以获得小小的奖励。

    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念给二毛的启蒙读物，就是谜语。如果猜中了，还能吃到一点限量供应的肉。母亲是二毛最初的文学启蒙与美食启蒙，现在，他在自己的主题餐厅复制了童年记忆。因为开在大学附近，有学生常来吃，“便记住了每一个谜底换东西吃”，二毛笑笑。

    此时的二毛并不怕被学生吃垮。李亚伟还记得，在诗人们都很穷的时候，下酒菜没法讲究，马松的底线是卤猪耳、豆腐干和花生米，二毛则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凉拌菜和回锅肉。尽管穷，“二毛要把我们往小康方向带，要我们和国家一起迈开羞涩的步子往前走。”

    二毛从小就是个“吃货”，八岁开始和母亲学做饭。八十年代起，他开始搜寻民间菜谱和菜式，至今已有数千份收藏。二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川菜理念，他看重豆瓣和泡椒的作用，自己第二家饭馆“川东老家”的招牌菜“二毛鸡杂”，就是鸡杂与泡椒泡姜一起煨锅文火慢炖。

    诗人翟永明隔三差五订位，嘱咐留大锅鸡杂外加两份土豆泥，她带朋友来吃。翟永明开有“白夜”酒吧，和二毛的店相距不过500米，吃饱了饭，众人再去酒吧喝酒到天亮。海南诗人喻军甚至从海口要求他空运鸡杂过去，自付一切费用，只求到口时菜仍是热的。

    作家阿来最喜欢的菜式是青菜牛肉。青菜是普通的芥菜，牛肉是普通的牛肉，但在锅里煨着，有“淡淡的麻，淡淡的辣”，阿来说自己与二毛是“君子之交淡若菜”。

    诗人做饭，又哪能不写诗。二毛有一道迷踪野鸭，他写道：迷惘的一代鸭子/先迷失了方向然后迷失了自己/藏在糯玉米底下/妄图通过指南针躲过那坐南朝北的胃口。

    在二毛看来，诗人爱吃、爱做饭，是因为诗歌和美食本身是相通的：二者都需要想象。诗歌的语言和写作方式，与烹饪的食材、手段、火候的拿捏，几乎可以对应。野夫为二毛的书《民国吃家》写序，第一句是“算来算去，中华民族还真的只有饮食文化”。作为文化人的诗人，自然和饮食相亲。

    开第一家餐厅“鱼摆摆”，朋友吃完就闭门谢客，很快永久地关门了。之后，二毛不再单纯为了朋友聚会而开店，他明白生意终归是生意。他逐渐做大，在2006年把餐馆开到了北京，不久又开了分店。九十年代以来，曾有一批诗人下海，经过商海洗涤，留下来的早已熟悉商业规则。翟永明的酒吧就成功经营了十几年。诗人石光华指出，“现在的诗人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异类，他们早已经走进社会，在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了。”

    诗人不一定都要饿死

    美国诗人奥登说，在孩子喜爱诗歌、希望成为一个诗人之前，必须让他学习几样基本的生存本能。

    发生在二毛等一代诗人身上的情况是，对诗歌的热情和一个国家刚刚被唤醒的激情水乳交融，生存问题并不凸显。九十年代，文学陡然式微，市场经济汹涌而来，诗人们发现，生存不下去了。

　　君子固穷的古老传统，并没有给出如何解决结婚生子、子女教育、看病吃药问题的解决方案。二毛身边的许多诗人朋友，都在九十年代下海。李亚伟和他合开餐厅，后来又做书商，生意风生水起。万夏同样涉足出版业，经营着紫图图书公司。莽汉派诗歌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胡冬去了英国，因为他有夫人养着，继续做“纯粹的诗人”。“如果不做其他，诗人肯定会饿死的，”二毛说，他在书里写，诗人不一定都要饿死。

　　“川东老家”之后，二毛2006年在北京与黄珂合开了第一家“天下盐”。他认为，文化餐厅在北京的发展前景更好，北京的包容性也更高，遂定居在了北京。随后，“天下盐”分店开张，二毛也开始经营另一家连锁的小吃店。他还积极投身各种活动，拍摄北京台的美食纪录片，参加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名声逐渐扩散。

　　但“诗人”二字仍是敏感的身份。除了钱之外，诗人被剥夺的还有尊严。二毛回忆，参加饭局，投资人和房地产商就高人一筹，诗人不再被人仰视，甚至感觉低人一等。这样重利的时间大概有二十年。在中国，诗人与金钱的关系总是此消彼长。诗人挣到钱后，就不再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诗人，而称呼“某某总”。可诗人却无法完全认同商人的逻辑，金钱也不能完全替代文学的抚慰。二毛和掘到金的诗人聊过，喝上了五粮液、茅台，但不复八十年代就花生米喝老白干的快乐。

　　最近，二毛觉得事情起了变化。现在大家喝完酒，还会朗诵诗歌，而就在几年之前，说自己是诗人都不好意思，大家比钱，怎么能比诗呢。虽然现在诗人仍然是边缘的团体，二毛却发现，大家又逐渐回归了诗歌。一个原因当然是“大家也挣了些钱”。

　　如果可以选择，二毛最想生活的时代是民国。在民国，文人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也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写诗仍是一件“纯粹”的事情，不必用于商业的包装。

　　怀旧的民国吃家

　　在民国/慈禧的清炖鸭子/脱下鸭皮游上了袁世凯的餐桌，在民国/胡适用东兴楼的酱爆鸭丁/嫩滑酱香了鲁迅一生的才华，在民国/谭延闿的祖庵鱼翅/在南京的上空鲜亮腴滑地飞翔，在民国/张大千用恋爱的火候/软炸着扳指儿/香酥脆嫩了十八岁的仕女

　　二毛的新书《民国吃家》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时代的吃相。鲁迅最爱梅干菜扣肉，梅兰芳嗜啖宫保鸡丁，张爱玲在文章中写自己念念不忘鸭舌小萝卜汤，无论是吟诗作画的文人，还是政坛耆宿，在美食面前都与常人无异，是不折不扣的“吃货”。

　　经过明清的积淀，中国各个菜系在民国时期基本成型。二毛有收藏菜谱的习惯，他认为很多传统菜或创意料理都很难超越那个时期，而民国的美食又有文化底蕴，自成风景。“现在哪有文化美食家”，他说。二毛为每个人写了首诗，可他不觉得如今有谁比民国时期的人更会吃、更懂文化。

　　与他在商业中的与时俱进相反，二毛对美食有绝对的怀旧。他的三本美食随笔集，《妈妈的柴火灶》、《碗里江山》和《民国吃家》，都把目光投向过去和童年。《民国吃家》最为明显，过去名人们的心头好都是童年的味道，“家乡菜一辈子都跟随在他们的餐桌上”。二毛不相信工业化生产，也不相信快节奏，甚至收藏的菜谱也少有八十年代以后的。

　　他刚刚去了云南采菜，带了不少食材回京。即使要复制过去菜谱上的美食，污染过的食材也不行，二毛就每年去各地采买最新鲜的。他还相信民间自有高人在，有些菜没有被写在食谱上，而被摆在饭桌上。每到一地，他走在街头和菜场向人打听哪里做饭好吃，不仅去饭馆，还去人家里。他记得，有次依着口碑找到一个主妇家，主妇在灶台上挂一块肥肉，炒腰花的时候割一点，腰花的软糯和油渣的香脆完美结合在一起。出门采菜的时候，二毛一天要吃十多顿，随身带着健胃消食片。

　　来北京十年，二毛吃的挂面都是老家的妹妹寄过来的。有时候妹妹说挂面没有了，因为天气不好，没有太阳。老家的工人一定要等有太阳的时候才做面条，太阳晒干的过程就是发酵的过程，晒过的挂面才有太阳的味道。

　　来我这里，肯定不会饿着

　　沈宏非第一次见到二毛，就目睹了一条立着的鱼。他到四川出版自己的美食笔记《写食主义》，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二毛。在二毛的“川东老家”，他吃了一道叫“三椒子鲢”的菜，鱼用野山椒、胡椒、花椒腌过，再用泡椒水隔水蒸熟，最关键的是，鱼是站在盘中的。“一条鱼不但可以让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彻底改变了观感的同时，还更新了筷子作用在鱼身之上的传统动作和运动轨迹，不再是直接将鱼肉从平面上夹起，美食创意师从此改行当了雕塑家，获得了一种雕刻或题壁的感觉。”沈宏非在给二毛《碗里江山》写的序中说：“二毛确实是写字的人里面最会做菜的，做菜的人里面最会写字的。”

　　几年之后，二毛的阵地从成都的“川东老家”换到了北京的“天下盐”，并在这里认识了陈晓卿。当时陈晓卿正热衷于“老男人饭局”，对京城美食了如指掌，当他听说一家饭馆的主人有全国各地采菜的习惯，还是个诗人，相识自然不在话下。后来陈晓卿制作《舌尖上的中国》，也把二毛请去做了顾问，而《舌尖》的总顾问之一正是沈宏非。

　　“他名气大，做文化出道早，我做文化二十年了，但一直没有出来”，二毛提到他的“分顾问”身份与沈宏非的“总顾问”身份时说。“沈宏非出来得早，影响力就大，我是这三四年才出来的。”他说的“出来”指的是在报纸上开美食专栏，写书，并参加美食节目的录制。

　　二毛给《舌尖上的中国》剧组传授了一些食材知识，他更强调“道”。“1916年章太炎才把‘味道’这个词用在食物上，之前是没有‘味道’一说的，评价食物只有好吃、不好吃。”这个多出来的“道”字暗藏了很多玄机，包括人们获得食材的方式，烹制食材的方法，也包括对待食材的态度，简单来说就是“人与食物的关系”。这与陈晓卿做《舌尖上的中国》的理念不谋而合。

　　“出来”之后，二毛变得更加忙碌，朋友也越来越多。做朋友不一定要吃到一块，歌手李健不喜欢吃辣，仍然给他的四川小吃店送了花篮。采访时，一位知名的词作者给他来电话，要去他的“天下盐”吃饭，二毛麻利地安排了相关事宜。

　　最后，他叫来店里的招牌菜让我尝一尝，有馅里头裹着鹌鹑蛋的大包子，还有四川正宗的串串，“来我这里，肯定不会叫人饿着，”二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