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歌困顿的刍议
五年前，笔者曾在当时的《作家报》上以《诗———你流向何处》为题，简要阐述了弱化的想象力、创造力，细化社会分工、学科分类对诗歌文体的异衍、诗意流变的影响问题。如今，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将问题挑明，并不揣冒昧甚至甘冒骂名谈论诗歌的困顿。需要说明的是，这不限于中国当代诗歌，还包括古体诗词及外国诗歌。依愚之见，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大的气度正视源远流长的诗歌在当代的困顿，这关系到人们要以多大的勇气和信心去开拓的问题。所谓的困顿，当然是指相对于历史上诗歌殿堂的雄伟煊赫、伟大的诗才的辈出，以及公众读者对诗歌的敬慕和倾爱而言的。谈论困顿不是什么哗众之议，更多的是出于对克服与排除困扰的意愿吧。愿以此就教于众方家。
（一）困顿：思维方式的变异
诗人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是与“创造者”同义的。换言之，诗人是在做上帝般的事业。诗人创造力完美地体现在想象、联想、幻想等异常丰富、高度活跃的形象思维、直觉思维活动中。这一创造性思维能力好比是诗歌的引擎、诗歌的翅膀，离了它，诗歌就像是匍匐在地面的鼠虫。人的思维方式除了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之外，主要的就是与之对应的抽象的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可以说，人类的任何艺术的、科学的活动都离不开各项思维方式的参与介入，但有一个主次之分、强弱之别。诗歌就是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的产物。人类征服自然的发展过程，是在逐渐将生存能力技术化，甚至是高度技术化的过程了。这一拓展过程中，神话、艺术和宗教等情感思维委顿了。尤其是近代实证科学诞生后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将科学理性置于君临一切的位置，力图以科学创造一切、阐释一切、解决一切问题。实践证明，这不仅给社会，也给科学本身带来大的危害。最明显的就是使抽象的逻辑思维愈显发达，加之社会分工、学科分类的细化，相对而言，形象思维钝化了、弱化了。经验证明，丰富的诗性艺术思维往往与严谨的抽象逻辑思维相左的。试想一下，一首诗篇、一部作品如果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抽象逻辑的诸如主题、形象、结构、形式、题材、层次、韵律等的剖析，那浑圆的艺术审美趣味和经验（也就是陶渊明所乐道的“欲辨已忘言”）能不支离破碎、味同嚼蜡吗？这就好比将《红楼梦》交由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法学家、诗词学家、民俗学家、烹饪学家等各学科家们切片研究一样可鄙了。
就说上个世纪吧，相对于自然科学巨大的成就而言，整个世界的艺术创造和创造力却停滞了甚至退化了。大概像亚里士多德、达·芬奇、帕斯卡尔、歌德、张衡等全面型的杰出匠人越来越稀罕了吧。不是思维不发达，而是超强的实证逻辑所归属的实利，容易物化甚至污化诗人的艺术心灵、艺术思维，使他们也变得工于事巧，琐碎、凡庸了。这样还谈何旷达的心性，恢弘的想象呢？这也就只好远离诗的本质的东西，玩弄小聪明、小技巧，以至于把玩语义、叙述也当成了大时尚了。翻阅一些诗歌刊物，就不难见这样的“一地鸡毛”。难以言传的美妙诗歌艺术以至于堕为可创收的技艺、可以大面积函授推广的技巧了，还能找到摈除门阀之见不拘一格培植才俊的文化阵地实属不易了。
（二）困顿：生活方式的变化
诗歌是人类崇尚的精神活动之一。尤其在古老的中外历史上，人们重要的庆典、祭祀、狂欢等仪式都离不开诗歌、音乐和舞蹈。诗歌曾经在社会生活、社会变革过程中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欧洲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中国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四五”运动中，诗歌都成了时代的号角。以至于歌德甚至声言：“谁不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疯子！”
在欧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20世纪末，伴随着新的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步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的行为与方式都随之发生大的变化。艺术的传播内容和形式日新月异。传统的诗歌、诗歌活动所依托的剧场、书报刊等有限的时空被更眩目、更丰富、更快捷、信息量更大、更富有表现力的广播、电视、以至于电子网络等综合性媒体所侵占了。人类由游牧、田猎向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是逐渐由单个向家庭，由个体向社会，由部落向社区，由个人化向商业化，由个性化向一般化悄然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一统天下的媒体统御极易导致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趋同，甚至是标准化、凝固化、无个性化。这种以丧失风格、人格魅力为代价的整齐划一，是艺术尤其是诗歌的大敌。兽皮、竹木到纸张，再到电脑网络，传播媒体愈是发达，诗人艺术家的才思反倒贫乏了。优裕的生活境域和物质条件，也许这不是诗人的天堂，很可能是寄生虫的温床。真是不敢想象，如果陶渊明、李白有了电脑网络、有了一呼百应的依恋，还会有“悠然见南山”的清静，还会有“举杯邀明月”的孤寂吗？也许他们大诗才早就胎死腹中了。
不仅如此，现代化在改变着生活节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时空。超稳定的时空逐渐被变换多异的生活内容和方式所打破。然而，时空距离则是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所赖以生存的根基。比如，电影、电视的出现就瓦解了观众、接受者对诗歌与戏剧的仰慕和尊崇。有了电话、可视电话乃至可视移动电话了，“征夫”与“怨妇”不就少了许多情人间因时空阻隔的相思情、相思诗了吗？没了春风不度的“玉门关”，自然也少了许多哀怨的“折杨柳”了吧。所以，尽管中华诗词学会有成千上万的仍操持古诗词的会员（甚至包括有初习新诗的转向者），但毕竟时过境迁了，古老的格律、条框束缚了现代丰富细腻的精神生活的表达，别说是“李杜”式的伟大诗人难以复活，就是成就比之于《全唐诗》中一般诗人的恐怕也是寥落晨星了。
诗歌是最个人的高度精神创造。模仿、沿袭只会导致诗歌自毙。中国上世纪末的诗坛不是曾有过海子种了“麦”之后，市面上麦浪成风吗？不是有人写出了“黑房间”于是大家都跟着“开”吗？不是有人尝试解构了，于是大家都来“非非”、“BB”吗？还有比这困顿的表现!
（三）困顿：社会分工、学科分类的细化
就像人的双手、鸟的双翼一样，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不可偏废的。但是社会越来越细化的分工，一方面使学科分类更专一，但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的职业行为片面而又深刻地浮浅。
就拿那些代表人类早期精神活动高度成就的古代各民族辉煌的经典来说吧，如希伯莱的《旧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四书”、“五经”，古印度的《吠陀》、《罗摩衍那》，等等都往往是集诗学、史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民俗学，甚至是医学、建筑学等百科的大典籍。如今各学科不是可以对《旧约》分门别类地进行专门性研究探讨吗？许多伟大的史诗，往往都是真善美的完美统一，是荟萃了一个时期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思想精华的水乳交融的结晶，因此，就显得宏博、深邃、精湛。人们读古代的经典往往就觉得“诗”“史”不分的。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中国古代“诗”与“歌”最初是有别的：“歌”所据的是后世“诗”的范畴，而“诗”所管辖的乃是后世“史”的领域。这直到《诗经》一出才合流的。如《诗经·大雅》中的《绵》、《皇矣》、《生民》等诗篇就是周“史”的。而《史记》则堪称是大诗篇，否则，鲁迅先生何以要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呢？只要读读《项羽本纪》、《荆轲列传》等诗采洋溢的篇章，就足以说明太史公是以诗笔写丹青的。
欧洲的文学是以古希腊通称为“诗”的史诗和戏剧为源头的。从荷马、维吉尔、奥维德到但丁，史诗在中世纪后就渐近衰落。从文艺复兴、莎士比亚之后，传统的诗文体逐渐裂变，转而形成了容量大、文体更专一化，涵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不断翻新文体（体裁）的“文学”了。同样，中国诗歌一般认为以《诗经》（诸子百家的著述，均是诗意盎然的大诗）为开端，经汉赋、汉乐府、魏晋文人诗歌到唐代“李杜”达到鼎盛。诗文体在宋词、元曲之降，风韵渐失。元明清话本、章回小说成熟后，成就远高于诗歌，以至于近代要呼唤“诗界革命”，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催生出白话新诗。庄子有则“浑沌”的寓言极尽哲思，远古的大诗典，如同时浑沌之体都让一些聪明人的“机巧”分门别类地凿空了。分工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使各行在更专门化、专一化中至善至美，相反却也暴露出片面化、孤立化的弱踵。为何如今人们不能集纳各行业的俊杰再创造类似的经典呢？很简单，千百位的才华的叠加并不等同于一个但丁；把现今诗人、哲学家凑在一起也无法创制新《庄子》的。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文化的嬗替，古老的、陈旧的、缺乏生命力的文体（体裁）被扬弃，新的适应、切合时代要求的新文体（体裁）运应而生。在中国，传统的如赋、乐府、话本、传奇、曲词等被淘汰了;仅上个世纪诸如白话新诗、话剧、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电视剧本文学、电视散文等）、MTV等趋于综合形式的文体（体裁）诞生了。传统的诗歌这一向堂皇的文学样式、文学功能、文学趣味正逐渐被别的文学文体（体裁）所充任了。如今电脑网络文学已出笼，可以预见，手机文学的临盆也为时不远了。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没有诗，而是众多的文体（体裁）像筛子一样，诗意被流散、分解、分化掉了。可以说如今的诗歌文体已经够“单”够“纯”的了。而不满于此执着于所谓对“纯而又纯诗”的追逐（如果是出于对以往政治等非诗因素干扰的不满、出于对诗歌境界的追求，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矫枉过正），势必会把诗歌推向不食人间烟火的自恋、自娱的镜中花、水中月了。故此，每当看到一些孤芳自命的诗人，游离于历史、时代、民生躲进“象牙”，作些玄之又玄的诗时，我们就不必为其细屑、肤浅、生涩而持异了。
（四）困顿：灵魂失落的顽疾
除了以上谈到的以外，人们还常把困顿归咎于中国新诗语言天资的不足，但笔者却不为然。汉语，这异常发达的象形文字的多义性、丰富性，本身就提供了诗意的天然牧场，这是拼音文字所无以企及的。不同语言体系的诗歌是很难翻译的（即便是同一语言不同年代的诗歌也很难翻译的），但新诗却能借着并不成熟的白话文的诗歌翻译创作起步，这正是现代汉语可贵的同构力的见证。当然，这种悖论意义即新诗的翻译文体的胎记，也只有靠新诗匠人们不断提供具有典范性的代表作品，才有可能慢慢脱却。
愚以为，倒是诗人自身的天资欠佳，尤其是思想秉气不足。既然诗歌是一种钻石般的创造，那么无论创造者还是创造对象都应是有灵魂、有生气的，否则，就如同僵尸、陶俑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桂冠，该是戴在思想先导、时代先知、社会良心的诗人头上的。没有思想，谈何真诚;没有真诚，谈何挚情；没有情感，谈何共鸣；没有共鸣，又谈何欣赏！因此，还是应该回到诗歌本原、诗歌本体。一个时期以来，诗界呵祖骂宗反倒成了所谓英雄的“义旗”了。如果把诗歌的基本要素都抛掉，基本稳定性不存在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对“诗歌”,中国1989年版《辞海》是这样规定的：
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炼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丰富的想象，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充沛的感情”、“丰富的想象”源于创造者的思想情感，源于他（她）对生活、对人类的热爱。思想苍白、灵魂卑下的精神侏儒是与诗毫无干系的。无论表现手法、方式、形态是怎样的纷繁，但思想和情感这诗歌的弦根子是不能拔掉的。
20世纪欧美的诗人，尽管忍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屠戮，尽管饱受了工业化、后工业化物化的挤压、人性的扭曲，尽管承受了宗教“中心”散失的心灵荒漠，但是还是诞生了像里尔克、叶芝、艾略特这样一批灵魂的救赎者、审判者。当然，也少不了像达达主义等先锋派们，非诗、非艺术的玩赏了。但这毕竟只是舞台上的一抹烟而已。当今，不论是后现代主义日盛的欧美，还是处于转型期商业化已铺天盖地的中国，要抗御物化、抵御媚俗，莫过于完善心灵、保护思维了。心灵问题将会是长期困扰、折磨诗歌和艺术的难题，也是诗歌在形色各异、多如牛毛的做诗群流中遴选真正的诗人不成文的法典。那些与生命本真体验和个人独到思维无关的，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沽名钓誉、无病呻吟的羸弱、自虐、放诞的造诗者们，裹着香艳的（有关“下半身”）、酸腐的、洋泾浜的纸屑，迟早是要被垃圾箱吸获的。困顿，历史上每当关隘，诗歌就选取了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龚自珍们，并用他们的生命心路为诗史作了卓绝的明证。作为后继者，没有理由忘记这最珍贵的教益。
对于甘愿献身诗歌的朝圣者来说，忧愤、苦闷、焦灼、清寂这么些因素正是成就诗人的砥砺。时下，恐怕中国诗坛头顶的悬剑更多的是来自于诗界内里。2002年，在全国人民抗击突如其来“非典”的悲壮战斗中，中国最大的诗歌刊物与《北京晚报》举办的诗歌征文活动，仅5月份就收到全国各地的稿件达万余首……这说明了什么———不是人们完全抛弃了诗歌，而是长期以来诗歌刊物严重脱离生活、时代与广大读者已经到了自闭、自禁的地步了。至于那些霸气、商气、官气交混的五花八门的理论研讨会、作品讨论会、评奖等等，让一些心性不清、底气不足的为诗者更六神无主了。《浮士德》前后花了六十年，而今某些腕儿夸口六天就能拿出千余行的鸿篇巨制了。这当然只好靠仅有的一小杯奶倒入大池中稀释稀释了！五彩乱目，能澹泊心性沉潜诗艺这已不简单了，但这就够了吗？想一想一些匠师们和昌耀，还有那些克服种种利诱毅然坚守着的人们吧，他们才配得上是诗神的真正子孙。困顿，诗歌的困顿……还要噤若寒蝉，讳疾忌医吗？诗歌的现状、诗歌的未来在呼唤着、企盼着诗歌的巨匠、灵魂的大纛高高矗立于走出困顿的地平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