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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理论]90年代诗歌文本的指向
作者:格式
2005-01-27 13:21:38 来自:《诗歌报季刊》 阅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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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怎么都行的时代，任何一种对于九十年代诗歌的判断与甄别，都是一个危险的选择。其危险不仅仅在于你一旦付诸行动,就会变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尽管这种格格不入造就了你的独立性清醒，但对诗歌常识的捍卫，仍需要借助具体的文本。九十年代诗歌的文本特征无疑是丰富的。从文本出发验证常识，既可以避免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式的无谓纠缠，又可以避免狗咬狗一嘴毛式的论争所带来的无辜伤害。文本是任何论者感悟力、学养和气度的试金石。基于此，我只能小说九十年代诗歌文本的三个指向，以凝聚大家的视线投向汉诗的纵深处。
叙述的智性／诗性
叙述之于诗歌，不是始于九十年代诗歌，而是始于《诗经》。 但智性在叙述中得到强化，却是九十年代诗歌文本中一个重要的指向。
水落石出。智性在叙述中的有效性，我们通过臧隶、欧阳江河炫技类的文本，伊沙、韩东解构性的又本，树才、杨键冥想类的文本，普艰、格式隐逸性的文本，就可以得到确凿的回答。智性使他们的叙述获得了某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又提升了他们诗歌文本的难度。看看欧阳江河的《那么，威尼斯呢》，整首诗有18节，180行之多，随处都可见诗人的机智和敏感。智性不但使他的叙述越来越开阔，而且使他在运用词语时一次次化险为夷，创造着一种侥幸之美。再看看宋晓贤的《一生》，智性在叙述中运用相当精彩，既遏制了语言的不良惯性，又激活了语言 九十年代诗歌文本中智性的运用，可能与汉诗的传统有关，但更多地是从艾略特，里尔克、博尔赫斯、布罗茨基等诗人的文本中得到启示。智性的叙述固然使九十年代诗歌文本达到了一种高度，但智性的加强同时也带来汉诗文本诗性的削弱。这期间虽然有人提出“反智写作”的口号，但并没有对智性给予文本的伤害进行深入的省察．像树才的《过去》，沉溺于智性运思的快感，而不管文本的死活，这种钻死牛角的智性只能把文本带入干燥与生硬的境地。除伊沙，看其一个文本就知道其所有文本的全魏，如果不是智性在作怪，肯定就是智性在叙述中的取向在作怪。再比臧隶的《日出之前》，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叙述的老谋深算，还是泛学院写作身份的优越感在作祟。际此，拿出这么多名人作开涮，我并不是想得到什么与学术无关的围观，只是想提醒大家，智性在叙述中运用的好坏，与写作者的姿态有密切的关联。有的人先摆出一个架式，一副要改写文学史的野心，其智性在文本的叙述中肯定是不切语言实际的“大跃进”。这种智性的幻觉，不少人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明眼人一看就是在虚张声势。没有智性的叙述，其文本容易一览无余，一泻千里。没有智性的诗性，其文本是有见无识，有珠无眶，臆想，偏执，神经质，单相思，白日梦。没有诗性的智性，其文本枯燥，干硬，无趣，无活力。智性在文本叙述中的运用，的确有个“适度”的问题。这不是中庸的提法．让智性在叙述中不露痕迹，既与写作者的心态、禀赋有关，又与写作者的学养以及持之以恒的诗艺训练有关。
思想的摘要/索引
一九八九年海子之死，令许多写作者“伤痛的心一片空白”，随之中国进入一个思想日渐单薄的时代．此时此刻，有一些写作者成为海子诗歌的降解物，见了棺材也不落泪；有一些写作者则从精神滑上了词语，成了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也有一些写作者从终点出发，审视汉语诗歌的发生学意义，一方面不断优化配置西方文化大师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及时整理自已时常闪现的思想的火花，使及物写作变成了现实。像林茶居、道辉、哑石、孙磊、孙文波、臧隶等人的写作，多多少少填补了当代思想的空场。
进入九十年代，当写作者的思想突然被抽空之后，其文本的苍白无力、言之无物已凸现出来，成为令人疾首的现象。写作身份的可疑，写作背景的模糊，使不少真正的写作者开始考虑如何对当下发言。失语不仅标明了写作者思想的贫瘠，同时也暴露写作者写作手段的贪乏．孙磊的《谈话》（组诗）经常被古今中外的思者打断，这近乎野蛮的“众语喧哗”，被我目为镶嵌之手段，它有效地解决了孙磊在当下的出场．这种与狼共舞的表演，提高了孙磊在当代汉诗中的声音，成就了他一次杰出的《朗诵》。道辉的新死亡诗，一开始就把自己逼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国自古重生不重死，孔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就把死亡这个重大的课题一下子划掉了。这辉只得从西方的精神之死中审视自己亲历的死亡。这种交错与互否，使他建立了自已的思想根据地。发生在具体的文本中，其思想的索引来得直接，地道，不露声色。格式的索引虽然带有某种世俗性，但对语境的提升、对常识的捍卫，是通过上下文的猜想与反驳来完成的。是对话，更是交流。是诉说，更是倾听。
思想的摘要与索引，是一种语境的引入，这种引入能否与既定的语境发生化学反应，这是关键．一种语境的引入有时是对既定语境的确认，有时又是对既定语境的整合。倘若语境引入的不当，就会遮蔽或架空既有的语境，从而使文本出现头重脚轻、本末倒置式的倾斜。比如思想的摘要，有一种是对他者之思的认同，如果不是结构住或者整合性的，那么写作者思考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就要大打折扣。再比如思想的索引，如果是针对写作者个人的，则是一种整理，一种强调，同时又是写作者一种生命内在为要求，一种刻不容缓的表达．这样的操作很容易混淆视听，搅乱读者的阅读期待，尤其是那些有名句癖的阅读者。我说这些，并不是说思想的摘要与索引于九十年代诗歌文本是一种多么行之有效的手段，只是提醒大家，任何一种写作手段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语言的影素
荤素搭配，干活不累。这不但是人的天性，而且也是语言的天性。既然是天性，稍不自警，就容易变成惰性。九十年代诗歌文本一个最鲜明的指向就是语言的混生性，几乎是现实的“同期声”。是写作者故意模糊现实与文本的界限，还是写作者彻底地解
放语言？这种文本指向的出现，与九十年代诗歌语言消化能力的提高有关。
三十多年前，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写下了一首论诗的短诗：
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
一个胃 能够消化
橡皮、煤、铀、月亮和诗
就像鲨鱼，肚于里有只鞋子
它必须在沙漠中游好多路
发出的叫声几乎像人声
这首诗经王家新的大肆鼓吹，极大地鼓舞了九十年代中国汉诗的写作者面对汉语的勇气。大俗大雅，大荤大素，这样的观念一旦引入文本，马上就会引起革命性的变化。 “软组织长出硬骨头／怕痛的人，终不免一痛”（欧阳江河——《蛇》）。“光天化日之下／我一遍遍触摸已婚和未婚的女人／我惯于她们素面朝天／大腿优雅而又无奈地分开”（格式——《家居德州》）。“哎 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这不是做爱 这是钉钉子／噢 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这不是做爱 这是扫黄或系鞋带／哦 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这不是做爱 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
（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语言荤素配比的改变，使诗歌文本滋生了活力和趣味，也使九十年代诗歌的写作毕露了原形。
有人把语言的荤等同于欧阳江河所言的‘色情”，也有人把语言的荤等同于沈浩波所谓的‘下半身”，这些看法都大大缩减了荤的内涵。前者的说法太知识分子化，后者又太看重感受的器官。语言的荤可以增加灵魂在文本中的感性，是一个很人性的概念，很注重整体感，其实质是一种肉体的理性。肉体的理性，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气，性感。从这个角度看，语言的荤既不同于用生命写作，又不同于用身体写作，而是一种人性写作。荤解放了语言的板结，同时也制上了语言的沙化。荤的效力的发挥离不开语言之素的制衡。如果荤强调的是语言的电击感，那么素强调的则是语言的承受力。傻话近乎朴，素不是纯，素必须借助语言的其它配料，才能成为文本能享用的东西。语言的荤一旦被既定的语境淹没，就会增加语言的脂肪，就会加速语言的下滑。语言的素要善于呼应语言的荤，不能把克制变成拘谨，而应及时提升语言的羞涩和腼腆，这里当然要看写作者语言的天赋以及后天的造化。
作者通信地址：253012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政研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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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小鱼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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