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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库:叶匡政
文章来源:
综合整理
作者:
叶匡政
发布时间:
2006-07-11 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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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诗人,学者,文化批评家。1969年4月出生,祖籍安徽太湖县,合肥人。现居北京。
1986年开始在各类文学杂志发表诗作800多首,作品入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中间代诗全集》《朦胧诗二十五年》《中国当代诗歌经典》等50多种诗歌选本,著有诗集《城市书》(1999年花城版)、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等,曾获台湾第一届双子星国际新诗奖及国内10多种诗歌奖,2004年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届青春诗会。编过《孙中山在说》《日本格调》《大往事》等书。主编有“华语新经典文库”“非主流文学典藏”“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独立史料典藏”等多种丛书。为《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新京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1990年代初他开始“城市中的心灵之书”的写作,作品客观、沉思、精敏、准确地探究了现代人深层经验的多重内涵,昭示了新的都市诗歌“说话人”的出现,对中国城市的汉语诗歌表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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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诗选
《生活》
整个白天,她都在拒绝自已
洁白的厨房,她摊开鸡翅
绿色的菜心。整个白天
她一边弄脏,一边清洗
显得毫不在意
到了晚上,她停下来
黑暗泄露出陡峭的内心
整个夜晚,她的双手又空又冷
整个夜晚,她把软弱的枕头
翻个不停
1996.9.
《葡萄藤》
我三岁的女儿
她喊我哥哥,她喊我姐姐
她喊我宝贝
我都答应了
因为我渴望有更多的亲人
傍晚,坐在后院
我们一起仰起头
我们一起喊:“爸爸,爸爸……”
我们喊的是邻居屋檐下
那片碧绿的葡萄藤
我们多么欣喜
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喊对了
它是我们共同的父亲
2000.8.
《塑像》
我躬身在一只烧焦的电闸前
它要打开
它要对着躁动的人群打开
它要移走所有漆黑的房间
远处的巷道像一支嘈杂的练习曲
在我耳边
我站在木凳上,黑暗中,打开电筒
看到了自己年华的流失……
这只焦黑的电闸
它静默,从容
仿佛经历过真正的痛楚
像我那不愿说话的亲爱的兄弟!
1999.3.
《光线》
微暗的床边
闪亮的针尖。外婆
飞针走线时安详、严肃的脸
针尖使人朴素,只缝补今日
它指向这里
指向人活着的地方
当外婆离去时
嘴里含满了茶叶
针尖使我可以忍受自己的幸福
为了亮一些,她移到窗前
一针一针地缝下去
永不复返
1999.2.
《黄昏小贩》
为了两只活着的手
也有不愿说出的话:
它就藏在那堆恍惚的面孔下
那被货担压弯的背影中
他们被撵过街角,撵到
马路对面……他们匆匆跑着
不停地转过惊骇的双眼
1996.9.
《愿望》
让我像巨石,从倾斜的坡上
滚入生活
我将爱它的悲剧,爱它的饥饿
爱它沿河的茅舍
富人们丢失的垃圾
不断僵冷
多少焦虑,将人的胆汁变得苦涩
1997.9.
《第二粮食仓库》
这是米的颤动。高大的仓库
几只麻雀不曾转身
就从气窗上飞走
一个人沉溺于这静叠的整体
使他屏息,把自己挤得比米更紧
清冷的房梁下没有任何运动与它相像
粗大的光线把仓库变得无比沉寂
使粮垛站得更加坚定
我究竟看了多久
那种丰盈才在粮垛之上缓缓升起
又朦胧,又唯一,像生命解体时的光芒
安详地说:“我的身体就是目的。”
光滑、洁白的米粒,在仓库中
保留着一点泥土的温暖
淡淡的米香悬垂在黑暗深处
像小小的种子,在那里
我听而不闻
1993.6.
《厨房俳句》
松开一捆青菜,
我清洗着菜叶上发白的农药:
它适合所有
麻木的心……
1999.5.
《想起工厂区的童年》
我生在这里:厂房,烟囱,瓦砾
我生在这里
伸出惊讶的小手
多少粗糙的大手,抚爱过他
多少坚硬、锐利的老茧让他疼痛
至今,我还在懊悔那种挣扎
他们歇息时的鼾声
他们腋下的铁锈味
他们沉重的背影,快乐的脸
我生在这里,直到我混沌的心
懂得叫喊。我生在这里,这里
人们因为无所期待而活得容易
1996.10.
《单身的钢筋工老胡师傅》
老胡的背影还在走廊中
无需说话
灰尘就从四处腾起
即使月光,也能被老胡关进钢筋的笼子
他关心尺寸,好像是万物的尺寸
其实是人的?一点点楔入黑暗的缝隙
腋下的铁锈味,使他漂在世间
他多么奇怪,被女人拒绝一生
却从不拒绝女人一次
在老胡的记忆里,忧伤的事物
都这样摆动着钢筋的躯体
也好像是女人的躯体
没有漩涡,没有抽紧的心
摇荡、爆响的钢筋,呵他的白发
已越来越多,越来越密
1997.1.
《银行》
深秋的银行
没有一个人不是陌生的
在寂静的天花板下出没
彩色纸币,把他们
从这个下午分裂出去
光在一列柱廊之间缓缓移动
整个下午,我不曾躲进别的事物
带着孤独的词句,深深陷入内心
我把银行的寂静归于纸币深处的轰鸣
日落前,我的目光像两只蜘蛛
最后一次爬过银行的大理石门厅
雪白的柜台沉入阴影
“我更喜欢拥抱室外的尘嚣”
这个不带幻想的人
说出的话比平时显得安静
1993.6.
《城市构成》
在这里,天空对人群俯就
我多么弱小,卑微,沉闷
擦着多余的手
在那大厦黑暗的深处
电视咬啮人的头颅
情侣们相拥时的孤独密封在各自心中
1997.5.
《本能》
别让我看到
外婆猛然离去的七月
她走出昏暗的厨房
她端来热气腾腾的猪骨汤
奶白的汤汁上,葱花闪亮
我忘不了外婆骨节肿大的手指
她打开锅盖
她说:“喝吧”
多少年出于本能
我不愿倒掉手中的残汤剩羹
1999.2.
《郊游》
在蜂箱上日益浑圆的是苹果
骑车的男孩从坡上冲下
惊奇捂住了他的嘴巴
快看!快看!那一片红苹果
我先看见你的黑眼睛
大概是一朵捧着露水的鲜花
点一盏什么样的灯
我的心灵才能睁得比眼睛还大
这看见的多美
这下垂的声音,蜂箱上的声音,多美!
我抿紧双唇,只怕自己
会一下喊出这美的名字
1993.9.
《午夜纺织厂》
午夜纺织厂
月光照亮十二台纺纱机床
像野兽突然绷紧血液
这喘息只有我能听见
这寂静的力比白日的轰鸣更猛烈
我不能完美地说出它的愿望
热切而冰冷的愿望
牢牢结在九十九根白线上
机器呵,你的美转瞬即逝
有谁会爱上这沉默的钢铁之躯
颤栗的躯体,人一样骄傲地走过来
背后的孤独我拒绝承认
月光像女工的手指跳动在纺纱机床上
这细微的碎片,点点滴滴
闪烁着钢铁深处那不为人知的愿望
1993.6.
《位置》
十月,一从餐桌边站起
就感到茫然若失
已是秋天,每一扇窗户里都有阴下的脸
我经历过最初教育:咀嚼时
不发出噪音
那些有耐心的人会得到祝福
人长着圆圆的嘴
按捺不住要吃尽碗中的一切
我屈从于我的脚,我跪着的膝盖
我屈从于手上戴着的结婚金戒
我屈从于那只忙碌的老鼠
每天深夜,它在黑暗的厨房
向我传来生存严酷的回响
1999.2.
《益民街的槐树花》
不言不语的槐树花
是我的姊妹
在这条街上,每年
她都要回家看一看
那么多的发廊小姐
那么多的饭店服务员
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在这条街上
都是她惦念的姊妹
我三岁的女儿
整日在这条街上玩耍
青青白白的花,被她踩在脚下
她是槐树花最疼爱的小姊妹
2000.8.
《反证》
黄昏的电梯边,打卡机静静地亮着灯
散发出人们劳作一天的气息
牧羊人的快乐
从飞驰而过的货车顶升起
日光灯嗡嗡作响
厨房里
缓缓飘来的油烟味增添着我们心中的幸福
1999.2.
《郊外,春花饭馆》
忧心忡忡的夜晚
骨缝间迟疑的细雨
春花小姐
很晚才脱去迎宾的长裙
被雨水揉皱的郊区
像一张破损的十元纸币
货车隆隆开过
摧毁了灯下所有事物的信心
她别扭地站着
难熬的饭馆,难熬的心。母亲
在厨房中捧着面团
拔起又落下的算盘珠
带来雨夜的凉意
门外的杂草间,银白的罐头盒
像一只边走边啄的仔鸡
黢黑的月桂树,总在有人痛苦的地方
开出细碎、伞形的小花
1999.3.
《侍者之歌》
侍者使夜晚越来越长
这不重要,对于他,快乐近在手边
而我,我的命运是他手中的小费
多么柔弱的男性,多么平静
甚至平静得有些暧昧。整洁的服饰
把他压住,把他变得抽象
此刻,一定没人摸过他湿热的手心
他的双手,被淹没在他的动作中
好像已忘记那后一刻,关键的一刻
好像他的微笑真的在欢送客人
而我,我的命运是他收下的小费
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到一个油腻的口袋
他们心照不宣。没有人了解
那被塞进黑暗中的感觉,那揉皱的晕眩
灯光、喧哗、人脸都变得异常遥远
1995.12.
《纠正》
1
我心中的笔尖包含着这条喧哗的长街。
风越过一间间店铺呼喊。
既然无人注意街边的绿色,
冬青树就陷入漫长的昏睡。
啊,爱!我们愤懑地活着,
──因此它带着一切发亮的东西。
2
黄昏的光线,
松驰了楼房与大街锋利的直角。
上面:落日的气味每天不同,
仿佛久久不变的生活的伪证。
1999.3.
《人间世》
想借一把雨伞出门
心中就动了绿意
草色好看
雨声响
外婆说,再美的人
美不过一朵莲花
那个蜻蜓是一片柳叶
那只蚂蚁是一粒种子
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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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论叶匡政的诗歌方式及启示
这是一次险些错过的阅读。但它是有原因的。几年前,我收到了叶匡政寄来的诗集《城市书》①。由于对命名的过度敏感几成怪癖,我并未认真阅读这本诗集。我想,“城市书”,以此为总题来写作诗歌,又能有多少令人快意或震悚的发现呢?诗人命名的内在含意是什么?“城市”,是指诗中的题材畛域?还是指一种意蕴或曰主题?如果是题材,那么我们如何界定何者为准确意义上的城市题材,“他们”“非非”“莽汉”甚至“女性主义诗歌”,难道不是典型的城市诗人写出的与自身存在场域密切相关的诗吗?如果是主题,那么则更为广大无边。除去对欲望化和金钱法则的批判这一约定俗成的主题外,尚可包括对城市底层人群的关注;城市文化闲人的私人生活揭示;老城吟述者的怀旧;有乡土背景的城市人生存的追求、困厄与愤怒不平……甚至,我们也可以将那些主旋律的作品,诸如歌颂城市改革开放,赞叹科技奇迹和经济飞速发展的诗歌,归入“城市诗歌”一族。
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一个职业读者,我对以题材或主题类型命名一种写作,是深怀疑虑的。在我看来,诗就是诗,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这是古老的诗歌之道。它之所以“古老”,并非由于传统的惰性,而是由于它对称或对应于人的心灵——心灵的变动不居,隐秘或剧烈的抖动,对记忆和未知事物的迷醉,对词语可能性的永远的好奇心,这些相应地决定了古老的诗歌之道也同时是新异的诗歌之道,由于“生存、生命、光景、性情”是无法继承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写作一定不同于传统。每一代诗人都会有自己的具体生存语境,生命经验,都会有自己面对的语言境况和新的文学素材,但是,对诗的旨归却有相对的同一性——重要的永远不是题材,而是心灵对题材的浸渍、洞透。就题材而言,我们不能认为“城市书”就一定优越于“乡间书”或“自然书”。它代表一种现代?一种预支的语境优势?如果这样,那高更的塔西提系列就十足“土鳖”了,而那些画火车、烟囱的“都市画家”反而更“先锋”。无论从个人心智还是从艺术史上,我都无法接受任何意义上的“题材决定论”。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没有与叶匡政的“城市诗歌”擦肩而过。今年夏天,我应邀参加一个“都市文学研讨会”,行前和漫长的旅途中,我仔细阅读了他的诗集《城市书》和其他一些近作。我熟悉诗人早年的诗作,而这次集中阅读,使我对叶匡政有了清晰而深入的认识,我看到了他的精进,他的专注,他对诗与思的精敏的融合,他在清晰的言述中触及事物幽暗面的能力。
我愿意这样来理解诗人之“城市书”的含义:这里的“城市”,不仅是典型的都市表象,而是一种心灵状态。诗人是将个体生命置身其中的现场,以及它对心灵的撞击,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在对城市生活的呈现里,诗人的重心依然是心灵吟述、感觉吟述和智性探询的扭结。因此,叶匡政这类诗歌的恰当称谓应是“城市中的心灵之书”。心灵与诗,在我个人的词汇表里是近义词。心灵的敏感、柔韧、潜隐,与诗同格。我想,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灵,才使得叶匡政的诗避免了“城市社会学的形象演绎”,而获得了生命的元气,心灵的鲜润美质。
是的,我关心的只是心灵之诗的成色。只不过,恰好叶匡政的诗是有关城市的心灵书写。我在此谈论“城市诗”与谈论其它类型的诗一样,它关乎心灵、情绪、经验、技艺,而对题材的阐释,必须以上述目标的完美实现为价值前提。因为,任何意义上的题材和主题,都不会预设或自动带来诗歌本身的价值。城市“在”着,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展示,而是体验、涵泳,使之对称于“心之境”。
我对叶匡政诗歌的信任,基于一个同行的敏感会心。我相信心灵和词语忻合永远重于题材。按照以上说法,叶匡政之所以使我有兴致谈论,是因为他写出了优秀的诗作。至于这些诗是否算是标准意义上的“城市诗歌”,是无关紧要的。
何为诗歌?我熟悉种种说法。我从事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已有二十余年,我的诗学理念在中外现代诗论的不断冲击下也几经局部性地分延、调整乃至转化。然而,我对“诗性”的体认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诗歌是个体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瞬间展开,它应有散文的语言无法完全转述的成分(注意:不是“完全无法”)。这种特异的成分是指诗歌的“肌质”,它是诗存在的本体依据和理由。决定诗之为诗的是肌质,而非“构架”。正是在这一点上,叶匡政的诗歌焕发出令我赞赏的劲道:
我躬身在一只烧焦的电闸前
它要打开
它要对着躁动的人群打开
它要移走所有漆黑的房间
远处的巷道像一支嘈杂的练习曲
在我耳边
我站在黑暗的木凳上,打着电筒
看到了自己年华的流失……
这只焦黑的电闸
它静默,从容
仿佛经历过真正的痛楚
像我不愿说话的亲爱的兄弟
——《塑像》②
这首诗给我的印象格外强烈,犹如当年北岛的名篇《触电》,在我心中“留下了烙印”。如果说《触电》写出了那个年代异化现实对人的伤害,那么《塑像》则写出了个体生命内部的自戕的痛楚。正如生命冲动与死亡冲动是一张纸的两面,自我奋争与自戕也时常缠绕难辨。烧焦的电闸是我们熟悉的事物,但是诗人却在此引出了一个奇喻。从日常事物中揭示其不为人知的暗示性,以一个几乎是“反诗意”的形象或场景来开掘陌生而又“熟悉”的诗意,这是叶匡政的诗歌最见本领的地方。在这具烧焦的电闸上,诗人的个体生命瞬间展开,并伸延到更辽远的地带,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它不是诗人为已存的经验寻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而是词与物在猝然相遇时激发出的电光石火。因此,它无法还原为“日常事物”,但也不是空洞的形而上意念或词的“现实”,它巧妙地处于二者的临界点上,成为诗所独擅的胜场。这是一种有着自觉的“异质混成”性质的诗歌,它在诗坛满目日常琐事营嗡的展示中显示了坚实的抽象精神,同时它又有力地纠正了那种一味在形而上的云梯上游荡的所谓“智性诗歌”。在诗的“构架”和“肌质”两方面,均令我满意。
叶匡政的诗力图综合处理生活、生存和生命,这种抱负决定了他对主观和绝对的抒情写作的警惕。进入九十年代后,我看到他的写作从题材到技艺都日渐成熟。在那些城市题材的诗中,他体现出一种我称之为“准客观写作”的状态,或是发现并命名存在的诗歌。这种写作,要求诗人抑制单向自我的抒情姿势和遣兴作风,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在诗中更自觉地涉入了追问、沉思和反讽、互否因素。诗人将自我置于与具体生存情境对称的立足点上,冷静、细密、准确地进行体悟和命名,探究深层经验的多重内涵,呈现其各种可能性。这类诗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银行》、《被洗的纸币》、《侍者之歌》、《商务合作》、《反证》、《城市构成》、《入夜的探险者》、《管道》、《第二粮食仓库》、《益民街漫步》、《工程师的星期天》③等等。在这些诗里,有着丰盈的心智成分,但却没有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指认。诗人捍卫了生存以“问题”的形式存在,写出了都市生活中尚不为注意的“喜剧”(非滑稽剧)领域,表现了这一特殊生存环境中人们的生存和生命状态。虽然诗人的修辞特性是反讽的,但在情感上又有某种程度的“心有戚戚焉”。他不急切认同可类聚的道德优势的批判性,并警惕这种批判性成为新的教条。这些作品,展示了复杂、紧张、压力重重的各类都市人的心态,有效地处理了复杂的深层经验,在把握都市具体生存状况的真实性和诗人心灵体验的本质性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已经多次谈到心灵。在当下的接受语境中,“心灵”往往被等同于“良知”“责任”等等。而在我个人的词汇表中,“心灵”一词所相对的是“头脑”。在我看来,头脑是理性的、逻辑的、类聚化的,它最高和首要的法则就是“非矛盾律”;它以“正确”为标的,这种正确是通过删除歧见,并否认事物内部的悖谬和生命体验的含混所取得的。而“心灵”,却是柔软和无告的,它最基本的也是最直接的“现实”就是矛盾。因此,诗歌对心灵的表达,不仅有认识论上的原因,同时也有求真意志的激励作用。诗人说,“我聆听城市,是为了认识自己灵魂中的疏远,我不想被任何别的精神所驱策。当关注终极问题与乡村情感已成为今天诗坛的传统时,我只想建立自己的对话,一种平凡而又平等的对话,与我的生存现实,与我的生活方式。通过对话摧毁自身的盲目,使自己能拥有一种尊重灵魂、尊重自然的生命秩序。我想,一个人的写作与境遇,与行为,与它们背后的心灵,都永远不应分开。……诗歌不是对生活的逃避,而是包容;诗歌不是剥夺生活,而是慰藉生活;不是否定世界,而是带着世界一起飞翔。我并不企图通过诗歌来改变世界的幻像,而是时刻专注于自己心灵中正在改变的世界,也希望更多的心灵能加入这种改变。我也不喜欢那些总是带着理性的头脑去写作的诗人。写作多年,我想我们锻炼的只是一颗心,如果我们能做到只用我们的心来感觉生活,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我觉得一切就好办多了”。④(《一份零散的说明书——诗歌,城市与我》)
黄昏的电梯边,打卡机静静地亮着灯
散发出人们劳作一天的气息
牧羊人的快乐
从飞驰而过的货车顶升起
日光灯嗡嗡作响
厨房里
缓缓飘来的油烟味增添着我们心中的幸福
——《反证》⑤
这里,“打卡机”是秩序、纪律、劳顿、僵硬的制度的转喻,它会激发我们对松弛宽厚的生活工作状况的“追悼之情”。按照先入为主的浪漫抒情诗歌话语系谱来解读此诗,人们会自然地期待诗人对此的不适或讥诮。然而,这里的打卡机更像嗡嗡作响的光斑,与其说它是反嘲的,莫如说它是中性的。诗人只是真切地抓住了这个现代化管理的转喻现象,让它与牧羊人的快乐,与厨房的油烟味儿共时轻逸地飞起,使我们体味到具体生存语境与个我心灵感受的呼应。这种诗歌启示我们,都市的人与事物,同样可以是诗人想象力和经验敏识的新的培养基。诗人完全可以将自然语象和都市语象、心灵幽居和介入生存综合处理,在更有意味和现代趣味的奇诡糅合中,表现现代人心灵的鲜润感与混成力。正如史蒂文斯所言:“依然幽居象牙塔中,但又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从塔顶可以俯瞰公共垃圾堆和广告牌,那么塔里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他是一个隐士,独与日月相栖,却又坚持要看破报纸。”⑥
不是说叶匡政的“城市诗歌”只有诗意的陌生化呈现,而不具备所谓的“价值判断”。在许多诗里,诗人并不回避自己的立场和情感经验向度。比如《益民街的槐树花》、《黄昏小贩》、《单身的钢筋工老胡师傅》、《纠正》、《愿望》、《一个瓦工的爱情》、《车工的黎明》、《失业者即景》,⑦如此等等,均显豁地体现了诗人心灵中巨大的悲悯和无奈。但是,诗人并未简单地将此与当下形成的迅猛异常的现代化、都市化浪潮直接挂钩。更不曾幼稚地反诘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回避历史积重和非人道化那“看得见的脚”。他是基于质朴的心灵去感应那些弱势者的心灵,对此,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悲悯去表演道德姿态,因此,这些诗更显得感人至深。
同样,叶匡政的“城市诗歌”也较为集中地书写了都市文学传统中的两个问题:欲望和厌倦。当下“新都市小说”也展示了这些母题,青年作家们对欲望是陶醉的,虽然可能有批判,但其诚意大可怀疑,至少在文本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显得生硬而作做。作家尽心尽兴展览着欲望的可怕和可爱魔力,倒像是在为它无条件的合法权辩护。当然,还有一些自诩为“新新人类”的都市文学作者,对欲望进行完全正面的渲染,用小说来发泄现实中无法发泄的欲念。这种“新新人类”,没准比西门庆更“老”。都市小说的另一主题是,写对都市的厌恶和受伤害心理。这是站在乡村文化及人格立场上,对城市的批判。在这些作家笔下,都市是异化、罪恶、野心、混乱、价值失范的代称,而乡村则是道德、朴质的心灵、大地的元气、信念的执守的代称。不能说这种批判没有合理性和某种意义上的准确性;但就后者而言,我们会发现作家是用一种想象中的“乡村”,来对比批判实际存在的都市的,这使“乡村”在此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乌托邦。与那些天真地讴歌都市文明的作家一样,天真地讴歌乡村文明也是浅薄的。
正是在与“都市小说”比照的视点上,我们更能准确地看到叶匡政“城市书”的差异性和价值。叶匡政的诗具有鲜明的“当下”感,故对都市欲望的泛滥、人性的变异有足够的表现。但是,他决非像“都市小说”那样渲染欲望或原样态展示欲望,也不是依凭单一的道德理想主义视点去抨击欲望。欲望在他笔下同样成为一个“问题”:
它们对峙,却不
相互映照。车内烟雾腾腾
有人充满信心,像猎豹
会见羚羊,胜利的喧嚣
甚至使他陷入烦恼
欲望,也把这样的面具
戴在了我的脸上
一种屈服?群山寂静
恍惚,似乎空无一物
除了这几小片模糊的光芒,犹如幻影
在这些人胸中蠕动
没有地狱,没有天堂
没有尘埃来去
黎明远得像一只野兔,迷失在
他们对财富无穷的梦想中
──《午夜的商务旅行》⑧
在此,“欲望”竟奇异地显示了它岑寂、无聊的一面。这里有对它的批判,也有自审,体现出诗人更高的视点。这才是波澜不惊中真正的“悲剧”,它描绘了欲望欢欣鼓舞背后的痛苦和可怕。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揭示过的,悲剧有三种级度:一是由于恶人的为非作歹所致,这是低层次的悲剧;二是由于盲目的偶然的命运所致,这是较高层次的悲剧;三是由于欲望的膨胀逼使人们相互造成绵亘的伤害,在他们当中,没有一方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最高层次的悲剧。“因为这最后一类悲剧给我们看到了那个最大的不幸,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是由于人的本性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这种巨大的不幸就非常接近于我们每个人身边了。”⑨所以,读叶匡政城市诗中对欲望的盘诘,我们总能超越表面化的对都市文明的批判,而深入到更令人忧惧不安的人性中去。像这样沉静地消解“欲望化”法则,同时又警惕与农耕文明理念“利义之辩”挂钩的诗作,在《城市书》中还有许多,它们昭示了新的都市诗歌“说话人”的出现:不再是波西米亚式的游荡者,不再是新左派愤青,也不是将对欲望的追逐视为命运颠沛流离的佐证的拉斯蒂涅中国版,而是存在的揭示者,在边缘处吟述的、自我获启的知识分子诗人。
由于本文命意的角度,对叶匡政诗歌的其它类型基本没有涉及。我注意到,叶匡政近期诗歌呈现出一种简劲、天真和深情的韵致。就“重要性”而言,这些诗或许逊于他完整强劲的“城市书”系列;但就我的个人趣味来说,我可能更喜欢这种“无方向”的自发涌流的作品,它们更具直指人心的活力和天然感,无论在语境的清澈和语型的轻快上,还是在情感经验的本真和精敏上,都令我直接“触及”。谈论这些新作应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诗人的写作尚处于有待构成新的“完型”之中。这里,我暂且提及给我意蕴和形式双重感动的诗篇之名,作为对叶匡政新的期待的“潜对话”,它们是——《葡萄藤》、《本能》、《生活》、《光线》、《郊外,春花饭馆》、《厨房徘句》、《成长》和《薇薇安周记》。⑩
我想,我不会再次错过对叶匡政新作的阅读,“下垂的声音,蜂箱上的声音,多美!”。
2005年7月11-12日
注解:
①《城市书》,叶匡政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
②《中间代诗全集》第527页,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③《城市书》,叶匡政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
④原载《诗神》1995年1期,《星星》1996年2期。
⑤《城市书》第15页。
⑥《史蒂文斯诗集》,(美)史蒂文斯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⑦《诗2001年卷》第249-259页,道辉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⑧《星星》诗刊1996年10期。
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德)叔本华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⑩《中间代诗全集》第521-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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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书》与叶匡政简论
沈天鸿
德国存在主义奠基人之一的雅斯贝斯的著作之一是《时代的精神状况》,它讨论了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的人的精神困境。他所用的"材料"(雅氏自己所称),基本是属于城市的“材料”——城市,无疑是被称为"现代"的时代生活的中心,工业、商业、政治、科技、文化……一切能够想象得到的构成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城市集中,并呈现出一个社会,比如说“现代社会”的最典型的特征。可以说,城市生产着“时代的精神状况”。在马尔库塞那里,城市更成了他所称的“单面人”的生产基地,是现代最大的荒原。逻辑地看,单面人所缺乏的种种维度之一的审美之维,城市必然也同样缺乏,而且应该是先于单面人地缺乏。这一点,从城市一直很少成为诗的对象也可以得到佐证——“工业是缺乏诗意的”,工厂上空的月亮的确不是原野上空的月亮。
但是,如果工厂(城市)和原野都是荒原,情形就发生了变化,对立就变成了类似。
我这儿所说的“荒原”有双重性,一重是艾略特《荒原》性质的(顺便说一下,艾略特的《荒原》也正是城市),一重则是自然界性质的:或许荒芜,但壮阔,变化,甚至是富饶的——美学意义的富饶。我以为这并不矛盾。尤其是后一重性质并不与“单面”矛盾,同时也不否定“单面”。诗人,正是在看到“单面”的同时却又能发现那似乎不存在的“双面”(双重)的人。这一点,对于城市应该同样适用。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中不仅已经有了以城市为题材的诗,而且有“城市诗”以及属于其名下的一些诗人。写下了《城市书》的叶匡政,既是其中一员又是其中的一个例外,这例外不仅在于他一直专注于他的“城市书”,体现了他作为一位诗人的进展的诗作可以被视为同时期中国城市脚步的回声,更在于他所形成的诗歌的个人文体与视角——我所理解的“文体”不仅仅指文体形式,而且包括,并且必然地包括与那形式密不可分的所谓“内容”等等一切。所以,说“叶匡政的文体”等于说“叶匡政的诗”。叶匡政的诗是客观的,沉思的,并且有着文静的外表和文体形式的优美。但是很显然,如果仅仅只是这些,还不足以是“叶匡政的”,某些诗人的诗也同样具有这些特点。但在叶匡政这里,他将这些与城市生活意象结合起来,使通常属于小说的城市情节或场景诗化,而这种诗化常常不是“诗意”的,而是使自我和城市(时代的同义词)的黑暗的冲动处于既对抗又相依的困境,这样,客观的、沉思的、文静的外表与文体形式的优美就以隐含的方式具有了它们的反面,从而打上了叶匡政的徽记。
由此来看,对意象的选择乃至偏好,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它联系并体现着一个诗人的方式。
对立与类似
在城市这个巨大的现代容器中,对立与类似都先于叶匡政早已存在,例如人与物的对立,人与人的对立,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时间与空间的对立,等等,一切都如林立相对的楼厦那样对立、对峙,但一切又都像林立的楼厦那样类似甚至相同。这种类似与相同是异化意义的类似或相同。因此,对立与类似往往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或者在同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发生。是在身上还是在内心深处,只取决于那发生者是无意识还是意识到了,而不在于对立与类似的性质的差异--其性质并不存在差异。无意识,这种对立与类似便只表现于人身,在其体现上类似或相同便压倒对立;意识到了,对立与类似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并且有了激烈冲突,以及冲突暂缓时的“过渡地带”。
这种冲突实质是精神与物、拒绝异化与接受异化的冲突,是当事者的挣扎。后者无疑正是现代诗的领域,但将前者自身的无意识转化为观察者(诗人)的有意识,也正是现代诗人的职责。而只要能够完成这种转化,前者对于诗的意义并不逊于后者——这两者只是同一面镜子的正反面。叶匡政致力的,正在于此,“我更喜欢拥抱室外的尘嚣'/这个不带幻想的人/说出的话比平时安静”(《银行》中的旁观者),“他兜着圈子/闷闷不乐,审视每一张脸","他已找到打盹的角落/他已忘掉暗恋的少女/”“哑默/但永不悔悟"的《南苑公寓楼门卫》,星期天"他的胖,紧挨着/胸中的愤怒。一厚叠资料/不让他站起”,感到“窗外的星期天,因真实/而令人恐惧”的工程师(《工程师的星期天》),“整个白天,她都在拒绝自己/……她一边弄脏,一边清洗/显得毫不在意//到了晚上,她停下来/黑暗泄露出陡峭的内心/整个夜晚,她的双手又空又冷/整个夜晚,她把软弱的枕头/翻个不停”的家庭主妇(《生活》),意识到“最嘈杂的时刻,却有着最寂静的特征/它既不是静止,也不是运动/因此所有的生命,看起来才更加暧昧”的公司职员(《年终的公司》),等等,《城市书》中所收诗作,几乎都是例证。这种对立与类似乃至相同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冲突,都喧嚣着要使人成为单面人的不知来自何处但确凿无疑的命令。诗中人的经验与心灵常常“既不是静止,也不是运动”,却处于分裂缺乏统一性也不可能有统一性之中。诗的唯一统一是诗人是叶匡政给予的:观察者的视角使混乱甚至是可怕的经验与心灵获得它们的框架而安定下来。但这是一种暧昧的安定。唯其如此,叶匡政的这些诗才显示出被压制的力量,与因暧昧而言而不尽的意味(暧昧在此转变成了美学所需要的“模糊”)。
就诗本身来说,对立还表现为诗的优美的文静的外表,与其内在的紧张甚至可怕所形成的对立,这种外在与内在对立反差产生的张力,其作用一方面是装饰性的,一方面则可视为是诗中那种因为沉思性而表现为“平静的冲突”的叠加——类似于意象叠加的功效。
客观与沉思
《城市书》的客观首先表现于诗中的说话者虽包含在他观察、叙述的那个世界之中,但在观察的对象之外,也就是说,诗中人大多不是诗人自己,不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一般都有一个“旁白者”,而且,在一些以“我”自称的诗中,那个“我”实际仍是观察者,“我”的述说因此语调也是客观的,不带什么个人强度。粗浅地说,这是现代诗与小说的区别所规定,现代诗并不需要人物形象。从叶匡政的诗来看,这样的客观,是与他所要的沉思性密切相关的--惟有严格的几乎不露主体情感的客观,沉思才越有可能是既深沉又深层的思,而且连这思也是被严格控制的思。而我们知道,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与思同格。因此,《城市书》中诗作的结论都从观察者的观察流出便不是偶然的。
此外,我想这也与叶匡政处理的题材有关,他的题材中所包含的危机不是他个人的危机,也不是诗中人,例如哪一个工程师或公司职员等等个人的危机,而是城市化时代的人的异化或者说单面化的危机。正如雅斯贝斯写《时代的精神状况》、马尔库塞写《单面人》那样,需要的不是个人强度,而是客观、沉思。
但话说回来,诗毕竟是诗,因此,即使是在那些纯粹观察他人的诗中,毫无疑问也同样有着叶匡政在现代城市的荒原中,体验到的紊乱、困惑,欢愉和痛苦。没有他个人的这些体验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将无从取得洞察、愤怒和由同情所引申出的认同(“我已忘记,他就是我/曾经是我/是我留在人间的证据/是我可憎的命运,是我另一张/胆怯的脸”《南苑公寓楼门卫》)。生活中我们难以面对或者忽略了的沉重一切,艺术在使它们保持他性的同时,将其转化成“我”的,从而使我们面对自己。这种面对往往不能改变什么,但通过诗的叙述,展现了人的命运和人的不肯泯灭的光亮,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的无奈和人对抗“单面”危险的可能。
《城市书》的客观与一般所说的抒情诗的客观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叶匡政的客观来自客观的情节,许多诗中都有具体的人物、场景、情节,几乎可以说叶匡政是在用小说的方法写诗,他的客观带有小说的客观性质,尤其是他将通常属于小说的城市情节或场景诗化,而这种诗化常常不是"诗意"的,而是使自我和城市/时代的黑暗的冲动处于既对抗又相依的困境这种方法,更是接近于小说。美国诗人洛厄尔曾经有过用诗夺回小说的领域的雄心,但他并没有实现,现在在叶匡政这儿,似乎是部分地实现了。
沉思对于这种“小说”性质的客观可能尤其必要。马克斯·玻恩写道:“相对论……从来没有抛弃把性质指派给物质的一切企图……一个可频频测量的量不是一事物的性质,而是它与其它事物关系的性质……物理学中多数测量并不直接关注我们感兴趣的事物,倒是关注某种在最广泛可能意义上所说的投射。”诗的“测量”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超越“物质”。值得指出的是,叶匡政关于城市中一切的沉思,也许可以用他在《管道》一诗结尾一行来概括,:“多少纷繁的变异,改造成这颗迷途的星球”。但用一行诗来概括是危险的,因为叶匡政的沉思不是非此即彼的,换言之,城市在他眼里并不仅仅只盛开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他的沉思性质是复杂的,如果从整体上来看,甚至是矛盾的,其中甚至有视为故乡的依恋,如《想起工厂区的童年》:
我生在这里。厂房,烟囱,瓦砾
我生在这里,黑色的废铁中
伸出这双惊讶的小手
……古怪的机床
闪亮的镍币……他们教给我
这单纯的激情,这哭泣后的平静
我生在这里,直到我混沌的心
懂得叫喊。我生在这里,这里
……
又如《底层》,尽管“我沉在一种工作的底层/为了不认出自己,我没有/扬起拳头,甚至不愿说出真理/我的心中只有一滴泪水/只有一个错误的故事”,“大气多么沉重”,但仍然是“眼前的一切,我太熟悉了/一个年轻的身躯,带着无名的爱/走上一颗模糊的行星”。
这是“一个因爱而独特的人/他的爱与日俱增,这怒放的爱/却使他再次与众相同//这一次,他要珍惜心中的平庸”,《变化》中的这几行诗,可以借用来描述叶匡政对于城市的这种复杂情感。由于这种情感,叶匡政观察城市时避免了单面,他的城市是复调的,思考因为矛盾而丰富与具有活力。他的沉思多以警句形式出之:
因为虚无,我相信庸俗的事物
──《失业后,哂太阳的午后》
那时/他的愿望要那么多东西
而死亡,只是最后一个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
事物总被它经常出现的样子遮蔽
──《益民街漫步》
人们因为无所期待
而活得容易
──《想起工厂区的童年》
这些警句之所以可喜,是因为它们都与其所在的诗紧密成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孤独的岛屿。但也许是由于目前的这种客观,以及对于生长于其中而产生的依恋感情,《城市书》中也有一些诗虽然是与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城市的进程同步的感性历史的示例,但多少缺乏形而上学的“……是什么”,突出的是功能的“如何……”,我注意到在这样的诗中,同情等等感情遮蔽甚至排挤了反思。当然,作者不“说”而只让人与事、情景“说话”,是诗之一法,有时还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其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意象必须自足到可以“说话”。而以情节为主的诗,意象的意总是有所削弱,意象的自足性因此不足,从而难以言说。这时,作者的说就不仅仅是起弥补作用,而且很可能是必要的——一孔之见,姑妄言之。
叶匡政在短短几年内既“攻克”了“城市”,又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体,可谓突飞猛进。他的《城市书》的意义,在于从形式到内在层面都迥别于此前的同题材诗歌,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城市的脉搏,而且真切地目睹了城市及其子民的生存与精神状况。在致力于以诗面对城市,使城市进入诗歌,以及独辟道途上,我想,叶匡政可以说是“独步”。
1999.5.16
叶匡政城市诗的书写原则
刘洁岷
我爱过这人造的景色,也许还包括
整个城市。今天,我却在重新惊讶
──《冬天的环城公园》·代题记
叶匡政的作品给人以一种直指当下、直指心灵的近乎感官性的刺痛感。那种对现实中人类灵魂深处的遭遇与情状的探究令人震撼。这震撼也缘于叶匡政在其全部创作中所秉执的一种严肃、天真与执著的态度,因而在他的诗歌生涯中对城市题材的把握与挖掘——也不妨说是对新诗之农耕、古典传统的“城市化”再造——并非是将若干零散篇什加以集缀,而是一种复调的,对位的,全景式的,整体的城市书写。
叶匡政诗歌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从近处、身边,从他日常浸濡其间的环境与个人基本经验入手,拆解、挖掘与营造诗意,而不是轻易地把我们捎向渺茫与玄远:
……
彩色纸币,把他们
从这个下午分裂出去
光在一列柱廊之间缓缓移动
──《银行》
在此,叶匡政出色地呈现出深秋的银行中那种异样的,令人压抑、警醒的寂静。这种寂静是“具体的”寂静,因为它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被我们反复经历的。同时它又是抽象的,让我们感到突兀、陌生,感到其中有一种简洁、真切,而又微妙的东西,令我们的舌头发干(“他干燥的舌头,又怎能说清?”──《工程师的星期天》)。
“卧室里,他的胖,紧挨着 / 胸中的恼怒……”(《工程师的星期天》)被无穷无尽的数据梦靥般缠绕的工程师,与”深秋的银行”语境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相谐与相仿──也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抽象图景与缩影。真实、真正的“星期天”,只是在“他抬起头”的瞬间在窗外露出的一角。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那因找不到位置搁放的“一张松弛的脸”(《职业》);那“被撵过街角,撵到 / 马路对面……被货担压弯的背影”(《黄昏一景》);“一只递出的器皿”(《商务合作》);“一个粗糙的生物”(《登月之后》);“走过去,蹑手蹑脚,紧贴窗沿”的幻影(《九月雨夜的哲学教授》);“被机油染黑的额头”(《一个下班的工人》);“发亮的血液”(《另一个宇宙》);带着某种黄昏特征,却严肃得如同黎明的双眼(《会议,下午三点召开》)……叶匡政试图醉眼千峰顶上,立足于时代精神的制高点,来俯瞰他徘徊、混迹其间的人间世态秋毫。他关注历史与心灵的问题,并热衷于揭示日益物质化与城市化的现实。他着眼于深入与广泛,但总是从细微处入手,力图抽出对象的本质。在他的笔下,有众多的人物,有律师、小贩、工程师、侍者、宇航员、哲学教授、小职员、外交家、棋手、门卫、打工仔、钢筋工、探险者、会计、商人、旅店老板、秘书、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可以说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他们生活、出没于“街角”、“马路”、“闹市”、“工棚”、“天桥下”、“电视”中、“圆桌”边、“月球”、“屋内”、“室外”、“水泥屋”、“公寓楼”、“工厂”、“工厂区”、“钢厂”、“纺织厂”、“环城公园”、“候机厅”、“餐厅”、“学校”、“小客栈”、“公司”、“宇宙”、“工业展览馆”、“粮食仓库”、“银行”、“火车”、“垃圾车”、“轿车”、“废品收购站”、“菜场”、“电器商厦”、“茶楼”、“机翼下”、“郊区”、“办公室”、“地铁”、“旅店”、“舞厅”、“法庭”、“工地”等包罗万象的场景中,叶匡政大胆、毫无顾忌与羁绊地让他们在他的诗行中以从未有过的自由居住、表演、穿行。叶匡政知道“事物总被它经常出现的样子遮蔽”(《益民街漫步》),于是他总是以冷静、严实的笔触,透过杂沓、纷繁的表象来展示其内在性。
叶匡政惯常的方式是通过一事一景来展开、来言说他梦寐以求的话语。他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诗中呈现的日常事物显得客观、真实、富于力度,往往在不经意间突现出复杂而独特的个人经验与体验。一方面,叶匡政的表达是一种相当节制、精确的表达,这既是对客观事物的尊重,也合乎表达的本质。另一方面,他所遭遇的事物,世界上无论怎样离奇、惊心或稀松、平常的事件,好像都能成为他似是精心取舍、又似信手拈来的诗歌素材。其实真正吸引诗人寻找与确立的,是对未知的彰显和那些揭示了存在的可能性的语言事件。在个人的心灵与历史之外,在异常丰富与准确的语词之外,诗人诗的完成,有时可能仅仅得益于一次叙述的停顿,一个视角的转移,一种语气、音调的变换,一处细节,一些具有想象与推测性质的记忆,一丝被再次听到的声音,一个节拍,一次插入性的分析,或一个结论的重复,等等。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观照环境的同时,展示出在逾越环境的过程中语言与体验之间的强大张力,暗示与复现了一种既不同于现实、又异常真实的诗的事实。这种写作者,由于把自身经历与无比广阔的经验联系起来,从而飞跃到一个能够更新自己的、无限的、却更加现实的幻景之中:
此刻,一定没人摸过他湿热的手心
他的双手被淹没在他的动作中
……
──《侍者之歌》
……
小镇从两边涌来,生命的空谷
他慢慢爬过。眼前枝条寂静
──《午夜的货车司机》
……
只要他轻轻移动双唇
就会有一些幽暗的光线,落入
那些幽暗的身体
──《电视节目主持人》
一叶知秋。我们在慨叹世界的丰富多采、自然与城市的繁杂多变时,也往往惊讶于世界上万物的惊人相似,万事的如此简单明了。于是叶匡政的城市可以用一间办公室、一家银行或一处工地来代表,而替代城市的芸芸众生的有时只需一个秘书、一名检修工,或一位兼做小贩的哲学教授,还有些时候仅仅需要写作者反观自己,面对自己内心的图景:
……
我无处可去
请接受城市的静默吧:
有所有男孩的孤独,还有旧家具深处
那只蟋蟀的长鸣
──《深秋的诗意》
……
像胎儿喘息,这足音,使我
重新辨认自己的生命。无边的足音
隐藏了多少世纪,多少双惊恐的眼睛
──《登月之后》
……
当我被他的谎言惊醒时
我仍把他的无耻、他的怯懦
称为生活
──《九月,另一个我》
叶匡政的诗句把我们带向的不是一个精神的乌托邦、一场白日梦,而是让我们面对人的存在及其方式,人的可能的场所。在这里,一个人就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具有与大地一样的生机和荒芜,城市具有与人一样的病灶,看到体制在转换中出现了断层;各种矛盾、机制与权力的真空。经济、生态、社会、民族的矛盾;传统、法律、道德、观念与现实脱节或相互冲突,心理的失衡,行为的失范等等,此类范畴的正题、反题与合题。而对于诗人来说,他在致力于开挖、操练自己对语言的结构、情感、含义在深层意义上的综合感悟力的同时,达到了对语言的隐含意义的一种深刻的直觉。
……
在那大厦黑暗的深处
电视咬啮人的头颅
情侣们相拥时的孤独密封在各自心中
──《城市构成》
这里不妨对大众媒介所制造的环境,即信息环境及其特质以及对信息社会的适应作一番考察与研究。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典型,作为日常耐久消费品,它是人们欲求的对象,但同时又是以其他消费品为对象产生欲望的媒介,因而是刺激欲望产生的东西。这里,被电视“遥控”的人是非常感觉化的。但同时,这样的人也有非常孤独、闭锁的特征,形同容器。“电视咬啮人的头颅 / 情侣相拥时的孤独密封在各自心中”。叶匡政如此真实、强烈、简明地告知了我们这一切,而且,是完全诗性的。因为在这里,在这种城市里,将有可能看到宇宙与人类被语言照耀的光辉。
他是诚实而严肃的,他希望“直接说出生活的滋味,直接说出庸俗的现实所引出的一个人神奇的内心”,他希望以自己的观察方法、表达方式来“记录一个人不愿屈服于生活的痛苦与快乐”(叶匡政语)。诗人为何要把他的诗歌创作描述为“记录”?我把这“记录”理解为叶匡政要求自己的诗歌语言始终保持独立、开放的状态。面对语言的态度,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也就是对进入了语言的世界的态度。叶匡政希冀世界原原本本,真理性地呈现在自己面前,所以他必须独立于自己面对的一切事物。如果结合他的诗歌来体会也就更易于了然了,那是一种置身其中的再现,以凝练而富有戏剧性的话语使我们熟悉的一切隐含了某种特殊的意味:
……
一个活了七十年的人
他要毁掉多少事物
──《事实》
……
我站住。我仿佛第一次看见自己
也第一次被人看见
──《5月5日,因公醉酒》
他想不到一件要说的事
……不!他想到了,又忘记了
──《接到下岗通知的农药厂老李》
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主观的想象与变形,“而办公室,越来越高地漂浮在大地上 / 带着一张张面孔奔跑”(《奔跑的办公室》);格言体,“长寿让恶恐惧 / 因为你将最终说出善的微妙”(《返祖》);直接的述说,“让我像巨石,从倾斜的坡上 / 滚入生活 / 我将爱它的悲剧,爱它的饥饿 / 爱它沿河的茅舍 / 富人们丢失的垃圾……”(《愿望》);拟人,“我看见一扇门,在朝北的墙面 / 被风关上。一台电视被惊醒”(《我走进电器商厦》)……对于这种开阔的、兼容的、视风格为未知的奥秘的诗歌的阅读,阅读者将是幸运的,因为他拥有着不忌讳身份的随意,他可以是诗人、批评家,可以是一个理想化的读者,也可以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总之,他大可不必担心坠入由于文本和它的意义之间的差距被人为地拉大、掘深而形成的陷阱中,这种诗歌以灵活的形式期待着读者的会心与理解。
所以,因为《城市书》,我惊讶,并喜欢上了那个“白光中的男孩”:“在蜂箱上日益浑圆的是苹果 / 骑车的男孩从坡上冲下 / 惊奇捂住了他的嘴巴”(《郊游》)。
我喜爱上了那棵渐渐冷却的老树,那昏暗的、门牙般的月亮,几只昆虫,那个鸟一样盘旋的探险者,那个要在天花板上打倒对手的老板,那个红脸乘务员,那伏在方向盘上打盹的司机,那唾沫四溅的商贩,那肥胖的乐观者,那个颅骨内有积雪的失业者,手心湿热的侍者,那枚在时光中燃烧的文革邮票,那一粒米:
光滑、洁白的米粒,在仓库中
保留着一点泥土的温暖
淡淡的米香悬垂在黑暗深处
……
──《第二粮食仓库》
因为这首诗告诉我一个人的身体与一粒光滑、洁白、散着淡淡香气的米粒没有任何区别,人或者动物,对于喂养他们的粮食怀有一样的感情。米在颤动、麻雀在飞,生命在生长、运动,又在一种奇妙的节律中消亡。对于诗人而言,“第二粮食仓库”就等于天堂。
“……日光灯嗡嗡作响 / 厨房里 / 缓缓飘来的油烟味增添着我们心中的幸福”(《反证》)。我倾心于他近期对我们大家谈到的“幸福”,那因为其风格特质与精神内涵相互交融而有着相当说服力的辞句。那怒斥了生活,又置之于深刻的怀疑态度之上的明朗、可信。在那一瞬间,施加于我们世界上的虚无、荒谬、无意义的压力似乎减轻、消除了,包括一个时代的“冷水浇背”也似乎忘记了。“当外婆离去时 / 嘴里含满了茶叶 / 针尖使我可以忍受自己的幸福……”(《光线》)。
我赞赏,并渴望我就是那个“新的加入者”,“……急切地从人群中 / 伸出手臂,紧紧抓住摇晃的吊环 / 将心中的重量交给驶入黑暗的地铁(《北京地铁》)。
叶匡政说:“诗歌的意义在于能使我获得一种自由的心智与完善的人格。对我个人来说,诗歌所赋予的这种理想境界,甚至比诗歌本身更重要。”
叶匡政还说过,“每一首诗都是试图打开自身生命的一把钥匙”。而在他的宇宙,他的城市,他的生命,他的语言中,有无数个匙孔,奥妙之门太多了,使他一度成了一个全身挂满了钥匙的人。现在,他把满身叮叮当当的披挂卸下来,亮晶晶地摆放在我们产面前,这是一次恳挚、庄严的仪式般的奉献,也有如一次蜕生般的舍弃。
“也许有一天,会出现这样一首诗,它包含了所有的诗”(叶匡政语)。而在那一天,并非仅仅作为诗人的叶匡政,会来到我们中间,他身轻如燕目光如电,他将向我们展示一把能够打开一切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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