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是不是老北岛也进行采访了？

记者：那可能是他们做的。

记者：您现在也画画是吧？

芒克：瞎画。我04年画画，我瞎画，画着玩。

记者：应该很早时间也画画？

芒克：从来没有。我什么都想干，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画画。04年的时候（）要画，要办一个展览。这幅画比较小，一办这么大的，画了十几幅用做展览。有个朋友买，我不像他们专业的。

记者：可能画画本身就是自己的一些东西。

　　　星星这个画展，具体我也不知道。

记者：您和北岛，你们算《今天》诗刊的发起人了，但是和星星画会的联系非常密切。
　　 《今天》可能以您为主吧？

芒克：《今天》当时我们不给搞，黄锐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三个是发起人，最早议论办杂志的事情是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书设计不就是黄锐搞得嘛，他算美编。其实“星星”画会跟我们《今天》有太密切的关系。这里面给我们《今天》做插图的人，包括马德升，曲磊磊，阿城，黄锐，和《今天》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他们在《今天》也都发表东西。

记者：当时，这种密切是一方面，可能星星的成员在《今天》发表一些插图，也写诗，写小说。

芒克：在《今天》上发表过马德升的小说。黄锐是搞一些美编这方面的。《今天》也穿插别的活动。也就是熟的朋友关系。

记者：比起“星星”画会的活动时间，《今天》应该更长一些。

芒克：星星画会是７９年。

记者：黄锐也是最早的发起人。

芒克：我们《今天》杂志是７８年底创刊的。

记者：当时就是计划要做《今天》这个杂志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

芒克：没有什么理由。我估计也就是到时候了。赶上７８年那个时候，中国也是一个变化的时期。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多人上访很热闹。那时候都在“西单墙”。我们那时候回北京了，那时候插队，黄锐那时候不是画画吗？我很小，就是在黄锐家聚会。北岛，我们仨。

记者：你们三位是怎么相识的？

芒克：我认识老北岛是１９７２年的事情。黄锐稍微晚一点，但是那时候人士也应该有几年了。

记者：你们是下乡的过程当中认识的？

芒克：不是下乡的，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认识并不互相认识，我们是通过写诗认识的，像我们当时写诗的在白洋淀有一批人，像多多，我们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北岛是，我们是三中的。在北京这些朋友圈子里面有那么几个写诗的人。后来通过关系有一个四中的朋友也写诗，就拉着一块见面，就认识了，然后就成了朋友。我们相识的时间挺长的，到７８年的时候都多少年了，７２年认识的。其实那时侯关系都比较熟了，比较信任，后来认识黄锐，黄锐当时画画。当时我们在北京圈子里的人认识的人很多。像插队的时候我们村里，我们同班同学，有一个叫（根子），北影的，还有一个朋友，家里也是北影厂的，我们认识北影厂的一帮子弟。包括那时侯像陈凯歌，田壮壮。

记者：那时候也挺早的，也是一个圈子里的。

芒克：那就是60年代末，插队时我们6９年１月份走的。那时侯我们都是年轻人，18、19岁。

记者：也就是中学那会儿。

芒克：就初中。还没上完，因为文化大革命，然后就给弄到村里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学历的人。

记者：所以你们那时候的思想，就是写诗的那个阶段。

芒克：那时侯也是瞎写。我们初中也没人写诗，我们写诗都是在70年代初。

记者：那时候在学校？

芒克：那时候不在学校。你看我们是7届的学生，69年就到农村去了。我们写东西一般都是在71年以后。所以我们等到78年的时候就回北京。那时侯老北岛还在北京，他没插队，他是分到工厂，就是公司的一个工人。黄锐下乡，因为我和黄锐认识的晚一点。通过北岛认识的。其实这时候北岛还不叫北岛，我也不叫芒克。我们也是78年才取得这个名。

记者：78年是做《今天》的时候？

芒克：《今天》的时候，我们是起了这么一个笔名，从那以后就一直叫到现在。

记者：这个名字流传比较广。

芒克：就是别人要叫我真名，我还吓一跳，说这是什么人？

记者：你们当时成员之间好象聚会也挺多的。

芒克：这也就是《今天》杂志之后。等于我和黄锐、北岛办《今天》之后，我们在黄锐家策划这个杂志。我估计应该是90年代，就是78年我们杂志印出来，满世界贴的时候，那是78年的12月23号，是创刊。我们当时是二个月出一本。在这期间，我们需要一些稿件。我们是基本上比较定期的搞些座谈会。就是你的作品拿来，大家朗诵朗诵，念一念。能在《今天》杂志上登出来。从那以后就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像星星画会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记者：像《今天》能够发表的一些诗，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芒克：也没什么标准。标准就是我和老北岛说得算。

记者：当时《今天》后来的影响对于当时普遍的文学界和知识分子，圈子里面，《今天》的影响还是和你们的选稿标准有关系的。

芒克：因为我们从７０年代登的大部分作品，７２、７３、７２年，７３年、７４年那时候登得比较多。后来为了增加稿件，我们也是赶着写。最少发的时候就是73年 74年写的。那时候我们作品已经很多了，在北京我们圈子里的人就是喜欢艺术的人，画画的人比较多，唱歌的、音乐的、写诗的经常串个门，写的东西互相看看。当时就是写着玩，谁没有特别当回事情。因为当时不是很自由。因为当时有某种历险性。因为有时候你写什么反动诗啊，会有一些麻烦。后来我们早期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销毁得比较多。我们也是无家可归的主，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揣着个本子到处走，写完也就毁了。但是有些有心的朋友比较喜欢抄下来的。或者我们送给了谁，这样保留了很多。到78年的时候我们特别巧，老北岛出了一本他自己油印的诗集《陌生的海滩》，那时候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它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印出来了。他后来叫我去印，我说我手里没什么东西。他说我倒是认识一个朋友手里有你的一些东西。包括后来死去的，原来也是《今天》的编委叫赵一凡。他这个人爱收集很多东西，后来北岛带我认识了他，确实找到了我特别多早期的一些东西， 包括72年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从他手里找来的。

    我的第一本诗集也是在７８年开始印的。当时我们就是为了印我这本诗集。封面是黄锐做的。北岛、黄锐我们自己印刷自己弄得。因为这个关系我们三个人走动得比较近。北岛帮我搜集了很多，再加上后来有的人提供的，后来就凑了这么一本诗集。到７８年后来又写了一些，这在我们印诗集的这段时间我们就突然想出本诗集。

    因为那时候谁敢想发表，也就互相传抄，看一看，看过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人。后来有了这个想法大家就一起做。后来我们三个又开始拉人，不够。就凑了七个人，就是《今天》的编辑部，比较正式，然后起刊名，征集稿件，然后就开始做第一期的事情。第一期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朋友家开会，起刊名。我们当时比较民主，《今天》的名字当时我起的，我也没什么想法，就是比较顺口，当时就是一个一闪念的东西。因为今天这个词在任何时候都适用，永远是今天，永远不会过去。所以大家觉得挺好，就用这个名。然后北岛写了一个前言，阐述了《今天》的宗旨。然后就征集稿件，当时我们找到一些在地下流传的一些人的诗，用作创刊。我们就是第一次写好稿，都是自己印，第一次我们印了两种不同的版本。我们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手刻的。包括封面是后来又补印的，补印的第一期是打字的。

   第一期完全是手刻的，我们请了一个写字比较好的人刻的。后来我们的翻印是秘密地进行，不能公开，因为公开后结果会是什么？

记者：既然这个事情挺危险的，但还是挺有意义的。

芒克：要是怕危险的话就肯定不去做了。当时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写出来了，就是偷偷摸摸的，你也不能公开。也没人给你发表，也没人看得到你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做等于把你的作品公开出来。但当时发行量也不是很大，当时印到最高水平的时候一期也就是１０００份。最原始的杂志也就２、３００。当时我们印第一期的时候也是偷偷摸摸的，当时也是为了安全。因为你还没出来，就出了什么意外。都是编委里面的人，在一个朋友家里，我们当时是７个编委，在东直门外辛安里再往东北一点，现在已经成使馆区了。以前那块是菜地，农民房。他当时租在农民房里，我们躲在里面比较安全，没人知道我们在干嘛。当时印了几天，当时星星画会参加的有马德升的版画。因为我们印不好，马德升是比较认真的人。我们就请他帮我们印。然后是黄锐参与印，包括北岛。印出来之后去张贴。西单不是有民主墙吗？那道墙现在早就没了，而那时候人，当时很多冤案、上访的、告状的，有意见的，大字报都往那贴。那块每天都云集了很多很多人，所以我就把它贴那儿了。贴出去以后就算正式出版了。

记者：贴出去，大家能看到了，那算是您的特色书了？

芒克：算是，后来我们还卖了一部分。

记者：最早《今天》一期又多大平？

芒克：也不是很厚，因为我没有能力印很厚的东西。３０、４０页。四本杂志，１６开的那种。后来有人赞助我们到北师大给我们印了点。我们印了一两万张大概，也就是1000份，所以第一期出版的过程基本是这样。第一期结束之后，我们贴了很多地方。我和北岛是一块跑了贴的，包括大学也贴了，什么北大、文化部、王府井、天安门、出版社、人民文学、诗刊。反正满世界贴，就是文化比较重要的地方。有的地方保留的时间比较长，有的地方给撕了。然后我们把一部分张贴出来卖，但是卖得比较少。等到很受欢迎的时候就加印1000份，销售还可以。后来又是到西单那块卖，一抢而空。卖得很便宜，我们最贵的时候卖5毛钱一本，刚开始三四毛。我们其实就是收一下成本。拿这些买纸、买油墨接着印。

记者：像这样可能作了几期之后，慢慢影响很大。

芒克：第一期影响就已经很大了。当时编辑部来的信很多，因为我们留了一个通信地址，订阅我们这个杂志的很多，后来我们大半都是订阅。就是你交了一年的钱，我们就是负责寄这些东西工作量就很大了。订阅一部分，剩下一部分拿到西单墙去卖一下就没了。

记者：你那会儿就做这样一个杂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芒克：因为我们第一天去张贴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去的时候就给你抓走了。但是我们平安无事。后来我们开始做第二期，后来我们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这也是一个时机，我们赶上了这个时候，《今天》杂志办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一年多给我们一个机会。你享受到这么一段时间出版杂志的自由，你掌握了这么一个机会。可能也是天意的东西。我们今天杂志办了九期，两个月一期。

记者：星星和今天产生的背景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芒克：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时代背景，只是他们是一些画画的，喜欢艺术的，因为“星星画派”里有画画的，搞笔墨的，石雕的，版画的。但我认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业余的喜欢艺术的，不是专业的。

记者：您说这个业余可能是说大部分人都没上过学。

芒克：这就是一种概念，现在都讲学历，那我跟本没学历的人。我不是什么大学生，什么博士、硕士的，我们根本算没学历的人，文盲。有什么标准？后来这些攒在一块，成立“星星画会”。办星星画展。

记者：那您觉得“星星”这个结局和《今天》这个结局有什么不同？

芒克：我们跟“星星画会”不太一样。因为《今天》算纯民间的这么一个刊物。后来是勒令我们停刊。口头通知吧。就是你们必须停了，非法的。我们写了很多信，给了当时一些著名作家。我们写了一百多封信，也跑了北京市委。因为你非法你必须注册，你得登记才可以出版，其实我们当时太幼稚、太天真。现在也没有一个给私人办杂志的一个权力。我们当时是很荒诞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被迫停刊。没法交代。就办了九期，后来我们又坚持了三个月。后来我们又成立了《今天》文学会。

记者：那是什么时候？

芒克：应该是80年，比较活跃的时候。。后来我们搞了一个文学研究会，也就三个月的时间，大家讨论了一些作品，还出了三期文学研究资料。后来人心也散了，就是各奔前程了。因为有些事情官方的杂志也可以发表一些东西，有的人参加青春诗会拉，杂志能发表了。有的就慢慢散伙了。

记者：应该还是战斗的时间比星星长一些。

芒克：我所了解的“星星”是79年9月份，第一次展览是在美术馆那个小花园，在那里露天坐展览。第二天作品被警察抄回去了。后来我们到美术馆交涉去了，要回作品。后来也没要出来。

记者：当时游行，好像《今天》也有这个过程？

芒克：策划游行这个事件，星星画展这几个人。包括马德升，还有《今天》，四五论坛，明刊，就是一些艺术家的活动被取缔，不公平，要求退还作品也不退还。当时在我们《今天》编辑部，当时就在东四十条７６号，在我们其中一个编辑家里，叫刘燕春，在他们家，刘青算是四五论坛的召集人，包括星星画会的一些人，商量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向北京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退还作品，写了一封抗议信。因为７９年１０月１号正好是三十年大庆，要求１０月１号之前给我们一个答复。后来我们都算组织者之一。我们分为两个梯队，就是星星画会出俩人，《今天》出两人，四五论坛出两人。当时怕万一没答复，被警察抓。分两拨，一拨到派出所去，万一一拨被抓了，另一拨去西单继续游行。第一拨领导人是北岛、徐春丽和黄锐，第二拨的领导人是我、刘青和王自平，说好第二天一早9点钟去“西单墙”集合。

    第二天一早我们都跑到西单墙去看，还都没被抓，都在那儿了，那时候人山人海，我们写了一个横幅，挨个儿开始演讲。马德升演讲。抗议信是我先读的。当时我们无所谓，我们宣布游行，王克平拿着横幅，后面跟着一大堆人。“星星画会”的马德升、黄锐、王克平是主要人物，《今天》像北岛我们都在里头，中心也就二十多个，后面跟着围观的群众。一直往天安门方向走去了，真是成千上万的。后来我们一直游行，还喊着口号。后来世界上很多国家报道。后来走到府右街。出了一些警察，那时候警察穿白衣服，一大片，拦着去路。我们觉得肯定给我们抓起来了，我觉得那东西也是时机到了，该你去做那个事情了。我们回头一看，后来人都没了，起码离我们好几百米了。我们就孤零零的二三十个人站在那儿。后来领导过来和我们谈判。我没想到他们会如此克制。说游行要按着游行的规矩，按我们指定的方向走。

    没抓我们，让我们从前门那儿走。我们一直拿着横幅，那时候北京市委在王府井，我们就走前门，到王府进那儿左拐我们就走到北京市委那儿去了。那时候人也比较多，走到市政府大院子里了。在院子里演讲，黄锐、我，还有老北岛。他们是第一梯队的，我和刘青负责外边的秩序。后来演讲，送抗议信。后来隔了一个会，他们下来了，说信已经地上去了。后来我们就散伙了。散了之后，我们主要的人就跑到王府井吃饭去了。没当回事，挺开心的，就一块吃饭。当时就为星星画还搞了这事。

记者：但是这些说是玩笑，但其实在那个时候还真是挺认真的。

芒克：现在我们自己看我们那时候意识很坚定，什么都不怕。现在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干的时对的。最后“星星画会”通过谈判让美协的那些人都来了，后来他们折腾半天同意他们做展览，在美术馆。

记者：这等于是一个胜利。

芒克：这等于是变相胜利了。大家都挺高兴。因为和《今天》关系不错，他们大幅的画下面都配上《今天》人写的诗，每幅画配首诗，合作做这么一个展览。由于《今天》我们印得书名，印了画展的目录。我们在美术馆卖《今天》得很多。成千上万人，收获挺大。经济上收获也不少，后来请客。因为《今天》很多都是工作人员，帮他们维持秩序。那时候也挺欢乐的。这是第一次星星画展。

    之后第二次是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当时《今天》也参与，因为都是朋友，就是捧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特殊的一个背景，中国也是刚改革开放。国内出现民刊特别多，但北京有名的就那么几家，七大刊物。《今天》、《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比较有名的。在７９年就等于出一些事，大概对《今天》和“星星画会”，政府对待处理方法还是不一样。星星画会反而没什么人被抓。《今天》被抓都是因为牵扯到别的事情。当时卖那些材料的时候是我们《今天》帮着印刷的。

记者：他们可能有一些刊物，是涉及到《今天》和“星星”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争取一些东西。

芒克：我们是综合性文学性刊物，诗得名气是最大。我们也弄小说，也翻译作品，我们不太主张在杂志里面弄些政治性的文章，毕竟我们还是写作的。因为艺术和社会，和人，和人性的东西是最接近的东西。我们虽然是搞文学的，搞艺术的。但我们做的事都是比较破格的。比如游行跟我们的写作也没什么关系。包括我们举行一些朗诵会、座谈会等等。因为那时候大的集会本身就比较受注意。警察怕弄出什么乱子。

记者：看来公安局这边也是有一些控制的。

芒克：上边的人也肯定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反正我能认为这是一个时期，尤其你说出现了这些人，出现了这些事情。当时一些人成了现在有名的诗人、画家，当时谁想过这些。根本没当回事。我们写诗，我们就需要我们能够有写作的自由。倒不是太考虑个人的这种利益和名气。

记者：可能很多问题涉及不到。

芒克：涉及不到。不像现在一说都是名利的东西。

记者：那时候考虑的出发点可能比较单纯？

芒克：确实是比较单纯。画家也是这样。当时是画得东西出来，大家都认可：“不错。听好。”现在来讲，你画出来就是商品。任何一东西拿钱去交易，它就是一个商品。我画画不也一样嘛。有人买，我要维生。所以有人说你是画家，我说别谈“家”。我画画，有人买，这是交易。现在哪还有家，敢称“家”的人也多，历史上有多少“家”啊。我也就是喜欢。比如我喜欢画画，有人买，这些挺好，这也没什么。现在人的观念，想法跟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三十年的时间，还不到三十年，就这么大变化。现在有名的一些画家一幅画都卖上千万，以前几十块钱就不错了。艺术品升值了还是人民币贬值了，弄不明白了。你看好多画家我也都认识，但是你看拍卖。三千多万。弄得我不明白。总比写诗强多了。你携手诗能给几个钱。

记者：您站在一个“星星”画会的一个同盟，《今天》应该你跟“星星画会”互为同盟？评价“星星”也就是在评价《今天》。

芒克：我们对任何从事艺术、绘画，都是支持的。

记者：有些东西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

芒克：现在想起来以前是一种愚昧。没几十年的时间。那种狂热的思想太可怕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到现代了还这种思想。那时候什么都不开放，也没有什么民主而言。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已经非常满足了。起码来讲，你想写什么随便，你还能生存。对于我来讲我挺满足的。我想做自己的事情，还不错。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人给你出版。这个都是你没想到的。我没给任何杂志投过稿，他们登我的稿可能也没经过我们的同意。我也不知道，爱登就登吧，无所谓。我们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你能达到什么样的智慧，你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反正自己是比较在乎这个。我觉得这些人里面我还是更随意一些，不是很勤奋。我就生活了，也是为了生活奔忙。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也一样为生活奔忙。为什么我画这些画，也是为了生存。不是说你安静了，你好的环境，你踏踏实实写东西。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问题。要不然就没房子住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我都有小孩了，３岁多，整天我得带了。总是有你要操心的事情。别的事情是最主要的，这时候创作不是最主要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生活。

记者：生活是很现实的。总有让你忙的事情。现在你还偶尔写点什么诗？

芒克：我最近写了点东西都跟我实在是没关系。就是一点画家让我给他写点文章。诗没怎么写过。

记者：当时《今天》关于文学上的一些发展。

芒克：主要就是《今天》这帮诗人登出的东西，后来这些东西开始在一些官方的杂志上发表，最后就是一些老的诗人认为这些看不懂，争论。后来就变成朦胧诗，最后把《今天》这帮人都裹在一块，把老多多都算进去了。其实就是那个年代出了一些人，朦胧诗。最早五个朦胧诗连我都没有，就北岛、苏婷、顾城、杨炼、江河。《今天》停刊后，我被开除了。我不是在一个工厂工作吗？给我来一通知，你被开除了，说旷工几百天。后来我就无家可归了，就狼狈不刊了。

记者：您是一直在国内吗？没有出去？

芒克：后来８３年我也出去了，当时是法国请得中国艺术家代表团。我也不是作协的人，就算个人。张贤亮、刘兴武、韩少功、张抗抗、阿城。一共十几个人，法国文化部邀请这帮人到法国去，也邀请我，但是中国代表团说找不到我这个人，因为我不是作协的。没辙了，同意我去。但我不算中国代表团。我办了一个个人护照。去了以后还不错，法国人对我非常好。这会十天就结束了。法国人把我请去当客座作家。意大利邀请参加米兰艺术节，大学请我去剪彩。后来以后我回来是８８年底，我和北岛说好《今天》成立十周年，我们回北京搞庆祝活动。回来大概１２月２３号，我们搞了一个这个活动。当时《今天》的奖给多多了。结束后８９年５月份去香港歌德学院，台湾的作家、香港诗人作家搞了活动请我去。等我过去了之后会议还剩最后一天。回来就６４了，热闹的不得了。我就留在国内没出去了。他们就让我跑。我说我没犯什么罪，干嘛要跑。这时候很紧张的。因为我们搞了一个３３个签名，就是３３个作家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释放政治犯。都说我们挑起的６４，我是签名者之一。他们都以为我出什么大事了。那时候很乱。后来６４慢慢过去，我再次出去时９２年。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邀请我去，包括９月份澳大利亚在墨尔本诗歌艺术节邀请我去，９０年代基本就是各国乱跑，美国、欧洲很多国家，日本邀请我参加艺术节，来回吃住，都是短期的。一般呆一个月就回来了。

记者：但是北岛是因为６４的事情出国。

芒克：64他没在北京。他7月份就走了。然后出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他可能就是得罪了政府，前段时间在香港。我听说《今天》在国外还在继续办。我也好长时间都没看。我是每次出去该回来就回来，我在外面也呆不住。因为那不是你的家，你也没有收入，你在外面呆着干嘛去。语言方面我们有问题。他们也不太希望在外面呆着。国外也一样。反正我还是喜欢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你毕竟熟悉。你看看玩玩挺好，你要是在那定居。

记者：像北岛出去不回来也是迫于无奈，也回不来？

芒克：因为基本上都是外国籍这种。

记者：您当时做《今天》，后来有没有牵扯到一些政治问题？

芒克：我们就是写小说，我们不发表政论，但是有人采访我们该说什么说什么，但是一些和艺术有关的东西。但是正反看你怎么看了。他们有人在外面呆住了。后来回来得非常多。

    我那时候估计我也是这个结果，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命，就是赶上那拨是那拨，我那时候要是没从香港回来我肯定不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那时候画家有一些是结婚，起码有一根基，基本还都有一定的生存条件才在那呆着。基本上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着，做任何事情。你看我现在写些文章，我其实不想写。都是为了挣点生活费。画画也是这样。

记者：您第一回办画展是在哪办的？

芒克：我从来没想过画画，我是０４年１月开始画画，画完以后就办展览。然后就是在厦门艺术中心，就是艾丹，我第一次画展是他帮着联系。

记者：０３年那会当代艺术火，０４年刚刚开始。

芒克：我喜欢比较那种热烈的感觉。我从来没有什么参照物。

记者：还有没有计划再作展览。

芒克：现在，后来我有些画有买家，也都是朋友，也都是收我点画，挣些生活费。我画得少，一年画２０几幅画。现在画比较大一点。

记者：我觉得你和阿城的方向是反的。他是最早画画，后来写点东西。

芒克：我跟他特别熟，我跟他和谁我们还干过一个公司：东方造型艺术中心。84年，后来没几个月倒闭了。

记者：做什么呢？

芒克：我们就是做一些展览。包括一些雕塑。

记者：你们这个走商业路子走得比较早。

芒克：所以造型艺术我们最早搞的。

记者：我觉得星星这段历史还是由每个成员组成的历史。

芒克：每个人都是一段时间参与了很多事情。但是每个人在同一时间里接触得东西，包括想法有许多不同的东西。而且在记忆中有误差。

记者：我采访了一些星星的成员，从性格上，个人经历，看待这些历史，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是挺丰富的这样一拨人。

芒克：后来那么多年轻人也不一样。毕竟这帮都是五十多岁的人。

记者：好像星星里有一个成员何宝森参加星星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他年龄最大。
星星画会我比较能常见的也就艾未未，因为我们的弟弟比较熟。严力很少见。别的也就偶尔碰一下。《今天》这帮写诗的，我基本都没联系。

记者：像你们诗人的圈子，不像现代艺术，不像展览像赶场一样……

芒克：一般展览我很少去。一般我经常接到一些请帖，都是让你参加一些画展。因为小孩，你得带着孩子。因为孩子还小，我也不能带着他满街乱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