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栗子：我是3岁跟“共产党”到北京来的艺术家。我父亲以前是共产党，但他是一个地下党，原来在地理信息学院。毕业后留在学校教书。解放后学校组织知识分子大考，就从学院调到北京的“国专”进修俄语，派到苏联去学习，后来又去西安。
后来到北京从小就喜欢画画，那时候就是画小人书，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一直到十四五岁上中学以后，美术老师把我保送到“少年之家”。我进步非常快，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是整个小孩里的比较好的。从那个时候对画画特别着迷，觉得光上一个“少年之家”不够，那时候少年宫也招生。
    “少年之家”是区里的，少年宫是北京市的，两个地方的风气完全不一样。“少年之家”的时候大家都很艰苦，少年宫都是一些名家子弟，给外宾看，参观用的。相对来说少年宫还是水平高一点，到少年宫并不是为了人往高处走，是为了多画一些画。因为一个“少年之家”，一个星期只活动一天。少年宫再活动一天，就可以活动两天。初中毕业后考美院附中。那时候已经不是看你的画如何了，而是看你的政治表现，整个的形势。后来我没考上附中。就是考上的时候也没上成。

记者：既然您画的很好，为什么您去不了呢？

毛栗子：那时候我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说后来感觉成为一名画家呢。当时考上之后也没有用，都是文革时期。也是一开始就画风景，突然接触到油画，原来都是素描，速写啊，比较基本的。接触到油画以后，特别着迷，特别喜欢画风景。

记者：你还一直在考初中？

毛栗子：从64年以后我就一直在考。

记者：就自己在家里画？

毛栗子：在家里画，而且那时候特别用功。一天可以画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一张石膏像可以画四个月，因为当时这样画特别累，就特别的刻苦，那时候有一段时间画石膏，更有乐趣。

记者：你那时候还上学吗？是要上初中到高中，您还上学吗？

毛栗子：那时候文革了。

记者：文革了以后，学校也是停课了。

毛栗子：以后就下乡了，上内蒙啊，上陕西啊。最后又跑到干校，又分到外地的工厂。但一直在画画，当时也是在北京画毛主席像，那个时代只能画很多那个。

    好像到72年开始考部队的文工团，因为我风景画的很好，所以哪里都特别想要我。虽然那时候觉得如果考部队文工团和留的山沟里的工厂做工人的差别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当兵是最好的职业，是所有人都羡慕的，而且是在北京当兵，又可以画画，当时是喜欢这个专业。

    当时是经过努力，后来就成了，经过一年的斗争吧。

    最后就是73年做舞美设计。干到76年，就唐山地震，最后发配去救灾去了。那地震大概有五六天，就到了现场。回来体检的时候发现得肝炎了。后来就休息，一直到79年就办“星星画展”了，那时候我还躺在病床上呢。“星星画展”在67年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下乡以前那一帮喜欢艺术的朋友都聚集在一块。

记者：那会儿认识谁啊？

毛栗子：这帮人的聚点就是阿城家，那时候我躺在病床的时候，阿城来找我。阿城原来是画画的，当时一帮朋友要办展览，他们希望我也能参加。我说：“那我现在生病了，也没什么画呀。”他说你就随便拿一张，拿了一张画就去了。我就根本就没去，完全是他代办的。

记者：你当时参展只拿一张？

毛栗子：当时拿了一张参加美术馆外那个“花园”的展览，但到外面以后他就觉得形势不对，因为当时我还在当兵，阿城是我的朋友就替我着想，把我的那张画给拿下来了，怕给我惹麻烦。当时我已经知道那个展览是有点非法性的，就怕部队抓我的辫子，就用另外一个名，后来就叫“毛栗子”，实际上我大名叫张准立。

记者：你也没有和他们具体怎么见过面啊？

毛栗子：没有。整个游行过程我全都不知道，最后这个事就闹大了，那时候不同意到画坊斋。这个时候阿城已经把我保护起来了。但是杨益平又来找我说：“磊磊他们办了一个展览，咱们去看看。”我说：“在哪啊？”他说：“在画坊斋呢。”我说：“啊，这个展览我知道，曾经拿过画，后来又说什么游行啊，危险啊，让我别拿了。”我们俩就跑到画坊斋，又想到第二次参加画展。
记者：那个画坊斋是你们也有画是吗？

毛栗子：有画。但那时候我的画很简单，因为那时候一直是在生病，就几张静物的写生，参加这个画展。

    到第二年我的身体又好一点，我又画了三张画，那时候到我家就看到这三张画了，能不能展嘛？这三张画拿出去一定会有影响。

    当时那组画叫《76年三部曲》，那个时候画画还是老式那种革命献身主义，但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新了。第一张画了一个过去文革中留下的一个墙面，上面有文革的标语，还有一个小孩，小孩写的骂人的话，农村的标语上写的八卦，第一张画是《十年动乱》。第二张在一个水平地，上面是烟头、脚印。影响比较大的那个，好像叫《徘徊》。第三张是盖了一个宫墙，墙最后剥落了。然后《新生》，76年绘作的，因为76年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开始复兴。毛泽东去世是一个历史变迁的感觉，所以这三张画表现那几年的事情。

    我可能是那个时代第一个把油画卖出去的，有一个算是很有名的记者想买几张，当时我们大家商量，这个说能管他要多少钱，想要五百块钱，觉得像个天价。那时候工作才几十块钱。最后四百成交。

记者：是那三张里面的吗？

毛栗子：对，就是第二张《徘徊》。当时实际上参加“星星美展”之后那张画挺小，以后画了一张大的，后来参加“全国青年美展”，最后就给了一个三等奖。

记者：当时像第一次参加画展的时候，你参加不参加也无所谓是不是？

毛栗子：说实话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对他们游行那段我一点不参加，后来看那些照片才知道。

记者：你后来两次参加“星星”，你也是“星星”的一个成员，有没有最后受到一次什么样的影响？

毛栗子：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我参加完“星星”以后。我当时就23级以上，22级吧，从那以后没提过一级。我如果正常的升迁至少应该是营长，我最后离开的时候是正团。

记者：当时你画画一年……没有像现在有市场有什么的，绝对是为了自己喜欢画画……

毛栗子：不是，那时候我是最早开始画画的，所以我那时的市场很好。所以他不给我调职，我根本不干，他们一张画五块钱，当时我一张画卖三千多美金。

记者：您那时候是什么级别了？

毛栗子：后来就根本不在乎级别，过的很舒服，我那时候是中国最早有摩托车，最早有汽车，最早买房子的一批人。

记者：88年买画的人是中国人买的多，还是外国人买的多？

毛栗子：外国人。也正因为外国人买画，所以我才那样。老外天天上我们家来，在后面跟着，到最后， 88年要开除军籍。

    后来我们的政治处主任，私下跟我关系很好，就说：“给你出个主意吧，要不然你出去躲一躲，你赶快写一个转业报告，我们马上就批，省得上面再追查了，说是这人已经不在部队，已经转业了，就没事了。”我说：“行啊。”

    转业第二年办个展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美国画廊看到了，到了9月份，“64”出事以后，暂时我也没想走，可能在那个时候也走不了。所有的国家那时候签证非常困难，一下子四个国家都有签证了，法国、美国、意大利、英国，最后法国挺好的，很高兴，在法国一呆就呆了差不多十年吧。
记者：“星星”画会虽然你的加入跟别的一些成员不一样。你的特点就是好朋友叫你一起参加了。但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毛栗子：对，那时候曲磊磊影响很大，其他人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他当时在中央电视台，他的问题实际上是“星星”的问题，他等于是把那个审他的带子捅出去了，那个问题挺严重的。

    然后反而是审判（卫京生），没有重拍。但是中央电视台到那儿去做录像、录音。他当时是中央电视台的录音师，他把那个带子给带出来了，传开了，那个影响肯定是饶不了他的。

记者：您在之后参加“星星”那时候，有没有一种特别直接的感觉？

毛栗子：有啊。到8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时候，中国的广州不行吗？实际上也是沾“星星”的光了。

记者：你们“星星”搞展览，然后让很多的人认识。

毛栗子：对，当然主要还不是说靠“星星”，但是借用这个圈子，老外才可能看你的画。

记者：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毛栗子：肯定是也吃了亏了，也得了好处了！因为那时候我很快就签证就出去了。

记者：您的建筑是从哪儿开始学起的？

毛栗子：没学过，回北京就有一个机会，人家就我去弄一个东西，开始越弄越上瘾。

记者：所以这个“星星”，直接改变了以后你的人生的很多道路？

毛栗子：绝对是，否则的话我可能像我的同学一样，当正师级干部，早就是部队退休的干部了。

记者：你觉得你的性格当中，有没有一个……你说呢？

毛栗子：我不是一个走极端的人，我不像马德升，我不像黄锐。我性格比较“中庸”。在官方美术学界，有什么展览也拉我去参加。这个现代派的这边也拉我去参加，但是谁也不把我当自己人。

记者：你参加完“星星美展”之后，在国内参加过什么样的展览？

毛栗子：那时候很多啊，所以有的人很嫉妒。

记者：因为我采访的一些人，他们说因为受到“星星美展”的影响，想做几个人的个展。然后选几个人来做，很困难，因为需要沟通。

毛栗子：其实就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他们办个展不被审批，可能有政治的原因，当然有些展览不接纳他们。当时大家选得都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对于艺术自由的一种共同的追求。但是画风和绘画水平太参差不齐了！像高名潞办“无名画会”的时候就很顺利。因为“无名画会”所有人画风是一致的。是有师承的 ，他们有他们的领袖，其他人跟着这个领袖走。但是“星星”后来高名潞想办就特别困难，每个人都很难对付，就撤退了。那些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或者是一套主意，风格也不一致，想法也不一样。

记者：没有领袖，没有头目。

毛栗子：对！谁都想当头，谁都想当领袖，但谁也没有能力把大家全都集中起来。当然这里头只有我和杨益平不想当。

记者：好在我看“星星画会”的这些精英们一直都在坚持画画。

毛栗子：我就没有坚持。坚持不坚持画画，我觉得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我没有把它画画看作是一个多么神圣的事情。人生就是一个艺术，能够能体会到各种各样艺术带给你的快乐就行了。而不是你要有多大名气。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想领袖的原因。我甚至于不太看中在画上有多大的成就，我最看中的是过得愉快不愉快，我喜欢下饭馆，喜欢喝咖啡、喝酒、过日子。

记者：你可能没有那种把画画当作一种“工具”的想法？

毛栗子：没有。画画就是高兴，高兴了就画，不高兴就不画。那时候我的画其实卖的挺好，都是一两万美金一张。我知道水土画的时候，手里大概有几拨订做，大概有十来家，钱已经给我了就等着我画出来，最后还是我还是把钱退了。

记者：你为什么不画了？

毛栗子：因为我画的够够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现在非常佩服某些艺术家，因为卖的非常好，一直这么画下去，我相信他们会非常痛苦，但是他们还有坚强的毅力，可能很多人为了把钱拿回来，就这个我受不了，因为你卖的特别好以后，你不可能有展览，你不可能有你感兴趣的画，最后就是给人家看画册。因为你卖得特别好，手里没有画，全都卖空了。

记者：今天我们看彭飞老师的画，在北京师大，在中国美术馆展的时候，当时你在吗？还有你的照片？

毛栗子：我应该在。凡是在美术馆展览那次，我就从头到尾都参加了，因为那个时候从部长到什么，整个的过程，都参加了。

记者：当时整个观众，各个方面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反响是什么？

毛栗子：那个有一点感思，真是影响非常之大。可能除了“星星美展”，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展览，在美术馆能有那么多人，那么关心，包括什么卢浮宫也好，什么乱七八糟的也好，都不会有那种展览了。

    早上9点多钟开门，开门之前……还有（00：06：28），从那时候，1800人次。展厅里面挤不下了。就是人太多了，本来是一个展厅，美术馆还不错，后来挤不下了。还是那些画，就是没有怎么画，为了把人能够疏散一下，把画摆的稀一点，就把另外一个展厅也给我们了。把一个展厅的画，匀到两个展厅，这样人才能够走得开。1800人，最后下午大概5点钟闭馆，4点钟停止售票，但是在4点钟停止售票的时候，还有70、80人在那儿排队，就是这么深刻，我觉得以后这样的展览也不可能了。

    这个原因，并不是说“星星”的艺术感染力有多大，而是因为人。当时的“人”都是弱势青年，还特别关心政治，“星星”是第一个民办的展览，这是第一。

    第二，展览的内容是针对社会的思潮，做的很缜密。当时的人都是热血青年，不会像现在一样，大多数人都比较关心自己的事，或者比较关注经济上的事，那时候的人都是对社会关心。所以有这么一个展览，再加上没有现在这么多娱乐，没有这么多文化、生活，突然就冒出一个跟中央不太一样的东西来，一个比较另类的东西，当然大家就非常感兴趣。

记者：您在部队那个环境里，当时为什么到那儿去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原来那种“歌颂”的题材的？

毛栗子：那个是凭想象，是要有一个独立的想法。

记者：您原来画过那些吗？

毛栗子：新特征我没有画过，在外地的时候画过。在外地我插队时有时候去搞展览会，等于是上面派的任务。当然文革的时候画“毛主席像”比较多。

记者：那个时候你想要看他的展览，包括主流的这些展览，就需要画这些画。另外像全国展或者是各个大展必须画这些。

毛栗子：我那时没有条件参加全国美展，所以就没有画。所以全国美展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山沟里面呢。

    第一个，是连消息都没有。

    第二个，是做什么的，不可能去参加。那时候不是像现送到组委会就行了。那时候要逐级的，反正我在那儿看报亭，所以我不可能去参加。就画风景，只有风景是可以画的。
记者：就是当时也画肖像是吗？

毛栗子：也画肖像。

记者：画的那些能找到模特吧？

毛栗子：当时找北京的学生给他们画。现在大家有时候聚会的时候，还追着要画，说要当年我画的那个。我说：“早就不知道哪去了。”

记者：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是怎么来看“星星”的这个事件呢？

毛栗子：这个事情在美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在于这些人的艺术水平有多高。而在于在中国当时进步的年代里面，给艺术补充了一个缺口。而且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胜者王侯、败者寇。这个胜败不是说你要真的统治胜利，你只要造成很大影响力你就是胜利了，就对历史产生了意义。

    比如说像“无名画会”，它实际上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你要占据什么……就是官方的，变成主流一族了。

    包括“星星美展”，当时并没有变成主流，但是它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可能它也是一个主流。有一个引申的作用。也应该在美术史上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记者：您觉得目前的“星星”您刚开始想的那时候有什么作用？

毛栗子：好像还没有，但是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不用着急，如果现在没有人做，早晚会有人做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评论家也要讨饭吃。这个饭碗，先成了饭碗，谁就要把它拣起来。总得有一个东西来做，评论家才有生存的意义。等到什么事都没有做的时候，他自个儿也会急。
记者：可能就是现在做之后，不再有新的东西再产生了？

毛栗子：那不太可能。相对来说，“星星”现在变得更重要了。

记者：假如可以重新做选择，您觉得您还会，就是会不会参加这个展览，要不要重新考虑？

毛栗子：我做什么事情来说一般都不会考虑太多。当时我也没有考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后悔，也没有庆幸。阿城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展览是怎么回事。反正朋友来找我就是拿一张画。然后杨益平来找我的时候，我是为了陪他，因为他想参加这个展览，就是当时画一个，说服力不够。拉我当垫背的，我就和他一块去，他说曲磊磊也去，曲磊磊我们俩小时候都一起游泳，挺熟的。

我现在做作品，不会想太多。很多人就说，你现在早就不应该做下去了，要是一直画画多好，外国如何如何。现在回来的画家都认识我，包括现在走红的这些，像方立钧等等，他们对我当时的情况都很了解。他们都说我，怎么就不干了，好像是去不务正业了。但是实际上，我真的无所谓，做什么事情不会想太多，就是比较随兴的。

如果说，有点后悔的话，不是说星星美展，就是我后来不画画真的有点后悔了，就是我觉得没赶上“星星”这么好的行市。

记者：关于“星星”考虑的概念，当年的艺术状态和生活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您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可能“星星”是这种敏感的推进，也是一个社会的推进？

毛栗子：对呀，肯定是这样的。等于是压抑的太久了，找到一个突破口。

记者：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人家庭背景都是这样的，现在看来还是很少的一个环境的？

毛栗子：跟共产党的关系很密切。一句话，大多数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孩子。不管是高干，还是高干以后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苦孩子。王克平他爸爸是搞文化的，他妈妈是委员。比如说50年代就是昆仑山上一棵草，他妈就是那棵草。都是有文化的孩子，虽然都是跑来革命，但是都是文化。阿城的爸爸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也是非常著名的大右派。

记者：很多人家里都是右派。

毛栗子：对，反正不管是得势的，或者是不得势的，基本上都有知识分子。曲磊磊的爸爸应该算是比较得势的。他也是做治安，打架，最后做出来写小说等等。都是有文化的，所以自然对文化这个基因，继承的比较多。就是文化与社会的发展，都发生在敏感期，可能跟那个有关系。

记者：还是跟一些知识分子接触有关系？

毛栗子：对，这是比较多的。

记者：刚刚说您参加这个展览，是年轻人自己的事情，家里的人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毛栗子：肯定有看法，像我父母肯定是由着我的性子，就是不找麻烦。我母亲没什么，我父亲那儿就是大逆不道了。有背共产党，反正就是等于出现叛徒了吧。

记者：你最早去参加展览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你去参加？

毛栗子：他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单位也不知道，等后来通知我们单位就谁都知道了。我母亲爱我，怕我出事，怕我惹麻烦。另外一种，我父亲完全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就是说不应该这么做。

记者：你当时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毛栗子：也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心里肯定不舒服。跟人打架，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干活。他们所有的人都住在楼房里，把我扔在对面的小平房里，两个手指头那么样的一条缝，露天的，冬天没有暖气，哎！我就烧着电炉子，让人家发现了，拍了一个农村边上，管后勤的，啪！没有烧，那个时候我就把电炉子藏起来了，我把电炉子藏的很隐蔽，藏到那个煤槽炉里边。 第二天，看大家都不在，就偷偷的使电炉子。

记者：你参加那个展览，好像是跟主流背离的一个事情？

毛栗子：可能是。就觉得是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

    我们在“文革”期间，就是7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17岁，77年我们一帮朋友，就是蹲在那个，那时候78年，就是收购站，卖废品的。很多人拿书到那儿去卖。那时候书店里买不到，除了毛主席的书，那时候我们17、18岁，正是如饥似渴的时候。守在路边上，看谁来卖书，就劫下来了，到那儿看有什么我们需要的书，就是多给点钱，比废品贵一点，先把那个书劫下，后来买了不少。后来带到乡下一直看，受到很大教育的一本书叫《西方美术史》，朱光潜写的，上下两册。还是一个名人的藏书，我忘了是谁，好像很有名。好像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吧。他把书卖了，“文化大革命”老批判这些。最后我把它淘下来，带到农村，带到干校，带到工厂，现在还有呢！

    那个时候老百姓对人生这种知识渴望的程度，相当强烈，不像现在，知识太发达了，去图书大厦都看不过来，那个时候能拿到一本书就如获至宝，所以那个时候冒出一个“星星”画展，怎么会没有人去看？

记者：而且完全不是像他们平常看到的画的样子。也是对于大部分的观察……也是接受西方……

毛栗子：然后那个时候再抄一些“朦胧诗”。就是《今天》上的那些“朦胧诗”。

记者：《今天》当时您知道吗？

毛栗子：知道啊。也看，也流传。因为这方面的东西非常缺乏。谁找王克他们就组织，叫“食指”，就是跟我小时候做的一样，幻想，“食指”、曲磊磊、杨益平，我们四个。那时候食指有毛病，说：“你们到我们家楼下喊我，我就可以。”反正他一叫，我妈就说：“哎，那疯子又来了。就是那个毛病。”

记者：你们那会儿还学“朦胧诗”。

毛栗子：他叫我的时候已经挺晚的了，已经70、80年代了。他在60年代的时候就写了，16岁的时候，诗已经写的非常有名了。那时候最早就是抄他的诗。那时候我们是小朋友，就写了很多乡村女孩等等，而且还写了一些特别“鬼涩”的诗，我插队后就把这种诗到处给我们其他插队的朋友，结果他们觉得理解不了。

记者：但是你也会受他们的一些影响，最起码是你的作品？

毛栗子：对。怎么说呢？“食指”没有那么原形，其实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我不喜欢挑头，或者是喜欢张扬。

记者：也就是说思想都是走在前面的，非常新的，就像您一样。

毛栗子：我的思想为什么不新？我的感觉为什么能和他们在一起？因为基础是一样的，只不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张扬，有的人喜欢做领袖，有的人就喜欢比较平和。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像石锐，他也不是很张扬。阿城也是。但是阿城和石锐不一样，阿城的“消停”很深，79、78年天天找那个东西。就是他必须得抓起来，他在78年就是一个“空房子”。

记者：是试着用，还是怎么弄？就是让很多人过去。

毛栗子：对，当时是一帮人天天在他们家。我记得他们家穷的床板上就一个棉花套子。卷起来，光是床板，然后一帮人去他们家听音乐，看书，聊天。那个时候我不是因为阿城，是因为他哥哥，我那时跟他哥哥特别熟。后来他哥哥说：“我弟弟是画画的，介绍你们认识。”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还有一帮人每天跑到美协去借书看。就是《中华文革》，讲“读法”拿过来批判，搞他们所认为的“读法”，西方的不是作品，还有画册，拿过来可以给外边的人看。

    还有一帮形成一个小集团，天天聚在那块，把前面的画，就是排的人多，前面就是自己写号发号，然后一发号，就从第51号开始发，前面50号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追求知识的愿望特别强。

记者：是不是你那会儿，有这种气氛，大家对于知识，对于看书，在这方面都志同道合了？

毛栗子：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我记得当时有哥俩，天天不吃不喝就研究《资治通鉴》，侃起来云山雾罩的，《资治通鉴》研究的很透彻。

    后来还有一个人在北京跟我们一起画肖像，老在车站碰见，就成为了朋友。几年以前突然来找我，变成考古专家了。找了一次后也没有消息了，前两天在电视里面又冒出来了，在电视里面说自己是考古专家。

    后来我们给学院画画像，找了另外几个人。

记者：那会儿跟画画有关系吗？

毛栗子：他喜欢画画，但是他不画。后来我们两个去那个学院，他就和我们一块住到学校，画了很多大的毛主席像。打着画毛主席像的旗号，实际上是到那儿去跟人家多买点颜色，一天画个一个半小时，太阳太晒了没有办法画就画风景！学校管吃管喝，住在一个小楼里面，就我们三个人住，实验楼。像游泳、画画什么的。后来来了一帮警察，他们实际上是要保卫我们，那个学院就是以前的四中。我们看这个形势不对，又是当兵的。说：“你们学校叫你们回去分配？”“那行，我们明天就回去，现在就去。”那时候下雨，我都淋湿了，那个时候谁是罪犯啊，除了首长就是罪犯。一看门口一辆车等着呢，卷着铺盖卷，往里一摔，拉走了。

    反正把我们两个人分开审讯。然后说：“你们都是画画的？”“画画的”。“平常画什么呀”？“画风景。”“画过动物没有？”“画过。”“哎，你给我画个猪看看，画个猫看看。画一个马看看，又画一个马。”

记者：看你像不像画画的。

毛栗子：然后说：“郭靖伟和你们什么关系啊？” 

    “我们同学、朋友。”“怎么认识的？”“他们家是干什么？”然后把我们俩放出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们俩个一对，问的全一样，说怎么回事啊？说这个龚力军，当时我们管他叫“炮筒”，因为“炮筒”说什么毛躁。最后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反正知道被抓起来了。

    就是刮风下去，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是他？在那种被羁押的地方，冒着雨跑了出来。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说：“哪些话能讲，哪些不能讲。”

    最后把他关起来，把他家抄了，抄的以后，就发现一本日记，因为他的思想很活跃，拿当时来说思想比较反动。发现一本日记，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使得我们俩就很郁闷，就是我们在那儿画画，就是画风景，最后也就是看他们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比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