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东城区安定门
时间：2007年9月
被采访人：宋红
采访人：王静

王静：看你家里放了有好多画框，看来您现在还一直在画画呢？

宋红：我最近几年临画画得多。“星星”属于“神秘”的那种。画家的想法，是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廖雯写过一篇文章，说栗宪庭说我是“技术”。当时的感觉是把生活上的变化都画出来了。

王静：您是怎么学画的？

宋红：天生就爱画。我父亲比较有天赋，但他没有正式学过画，是在大学里面学经济的，他的速写特别好。从小看他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东西就觉得特别有趣。他有个朋友是老美院的，19岁的时候他美院的朋友到我们家玩。老师送上门来了，便开始学基础。那是从云南回来以后的事了。

王静：您什么时候去的云南？

宋红：1969年，我15岁的时候。19岁的时候回来探亲，待了一年多没有回云南。本来我父亲想从云南再给我办回北京，呆了一年多办不成我就又走了。就是那一年我学了一些素描、颜色画，回去后就自己继续画。赶上1978年大回城的时候回北京了。从1969年到1978年，在云南待了将近十年。后来二十四、五岁那年考工艺美院没考上，我就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上班了，当时何宝森（他也是星星画会的）在那里有一个美术班还有几个老师，工作以后我就一直在那儿画画。

1980年左右，第二届“星星美展”的时候，我就开始自由创作了，从那以后开始就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管怎么样能自由的表现你的心态、想法，真是挺开心的事。

王静：您当时的画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还有您的画有没有受什么样风格的影响？

宋红：西画不可能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方法。不像国画，国画就是土生土长的东西，1980年左右，我记得那时候北京有老图书展，展出世界各地的绘画史，还有好多画册。我就拿着工作证天天去看，从古典，一直到印象派、野兽派、毕加索都有。当时就觉得像一个海绵一样在吸营养。1978年我从兵团回来后，老师说还没有走的时候画得好。光一个人画，特别是没有老师，没有同伴好像不行。回来后，除了“星星画展”成员以外还认识了很多北京画画的人。

王静：都是对你影响比较深的？

宋红：都挺影响我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初学嘛。回北京时“文化大革命” 刚过去了，文化上也出来很多书，像《印象画派史》、《人生与生活》、《欧洲绘画史》、艺术家传记等等那些都有介绍，看了好多，最后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我比较喜欢“表现派”，因为有云南的那种经历（绘画经历），我还是觉得用“野兽派”形式表现比较有意思。北京的一些绘画朋友，就是北京长大的，画的画调子比较灰，我刚开始跟他们画灰调子的东西，后来有一个叫唐平刚的（可能中国他是第一个画抽象画的人），他就说：“你的绘画形式、你的感觉不一定是这样的。你不用跟着他们，应该自己去画，独立的感觉。”后来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有一天傍晚自己去圆明园写生，落日在背后映着，当时已经是黄昏了，色彩特别饱和，画完回来以后，我觉得就悟到了要画比较有颜色的那种感觉的东西。然后我就摆脱了那种灰调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那种感觉。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个性都不一样，要真诚的表现，就是要有个性，后来我的颜色就成这样了，因为我在云南这几年，给我的色感是比较纯的，我的性格也比较透明。

王静：您过去的作品更多了80年代那种“意识流”的东西？

宋红：对。就是因为“意识流”文学作品看了不少，那个时候就是看书、画画，然后聊天。赵柏魏、关伟、关乃新、我们孩子他爸爸李威，他们都对我们挺有影响的。后来有一个叫朱海东的，李威他哥哥李蒙，他们之间也是一个小群体，他们这帮人都在甘家口附近一块画画，搞一些创作、写生。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龙瑞南的（他现在是一个儿童美术教育家），他就把这些人的画贴在家里搞小画展，一有好画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把好画收购下来，说：“鼓励你，给你10块钱，你的画我收购了”。后来我在学习的时候，李蒙说我带你看一个画展去，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他去龙瑞南家里去看，那时候也能看出好坏，哎呀！觉得这个东西真好！不是那种人人都一样模式的那种。都挺个性的！而且他们这帮人的技巧非常高，写生技巧、素描技巧都特别高。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那种，当时就狂叫，然后给他们吓的，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因为我在兵团很多年，在大自然里头，是很狂放的那种人，一笑，就笑得不行的那种。我们就互相特别欣赏，老在一块画，写生，找模特，孩子他爸爸当时要考学嘛，我就整天在家里找朋友给他当模特，画完以后，晚上找一个小酒馆，然后大家坐那儿一边喝，一边聊。

现在就是闷头画，这回严力要不找我，我跟其他人也不会来往，现在做瑜珈每天挺静的，不太走动。严力他们找我，说要搞一个回顾，我觉得“星星”这段历史挺有意思的，影响了很多人。黄锐是到文化宫以后认识的，他邀请我参加的“星星美展”。艺术家这种自由创作，好像政府挺反感的，原来不知道，原来觉得画画有什么呀！因为我在文化宫工作（好像那时候全北京市没有大学，都在那儿学）来来往往认识很多人，当时同时存在很多圈子，“无名”、“星星”，还有管关伟他们叫“甘家口画派”的。

王静：甘家口画派？

宋红：他们的能力挺强（绘画能力），像关伟、赵柏魏、还有关乃新，他们都是非常有头脑的人，在一块聊，他们看中外著作，再加上自己的感悟啊！我觉得当时我在他们中间，真的就像一块海绵受益匪浅，因为绘画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不光是画的事。

王静：不是纯技巧的事。

宋红：对，你看关伟在我们里头，可以说他画素描，画基础的东西是非常费劲的一个，他很拙，不像赵柏魏、朱海东，还有我孩子他爸爸，都是巧人，画谁很快就画的特别像。关伟的思维好像属于大智若愚的那种人，表面上看着笨笨的，创作起来就比较有意思，想法比较多。我发现有时候你太巧了，倒影响你的画。我们那天在一块聊天，就说塞尚也是比较笨、比较拙的人，比较真诚的那种人，可是正好那个拙劲，画在他的画上很自然的流露出这种技巧，就出来一种很有感染的东西。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王静：因为画画不能着急，而且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能够有创作灵感的形式，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不断的去“试”。

宋红：“试”。可是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有的时候“试”的时期的画倒好，有时候巧了，画油了的一个形式，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推。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找了一种方法，画一辈子。有的人像毕加索，不断的在折腾。人和人都不一样，其实找到自己最难了！到底怎么表现好？关伟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一块聊的时候，他们也说：“每个人应该把自己新的形式拿出来。”然后他们就说我，你找到了。可能我的那种“色彩”和“表现”比较独特吧。就是云南那种热带色调，在中国还是很少有人这么画的！

王静：就是跟云南给你的感觉，也是你真正能够接受得了的，说明跟你的天性是有关的？

宋红：美！这里面就是纯颜色才能够表现那种风土人情。那儿的天就是这么蓝，树就是这么翠绿，人是土红色的，土又是橘黄色，比棒子面深一点，整体就特别鲜艳。傣族人真是漂亮！傣族裙子特别鲜艳，人体特苗条，走路婀娜多姿，傣楼是竹子扎的，还有热带植物各个方面都特别美。其实你独特的生活变成艺术就独特了。比如说视觉上、冲击上，就挺有意思。反正那个画不管怎么样，真的给我个人带来很多特别愉快的生活。

我前几年回去一趟，他们的毛屋子（就是竹排屋子），原来用竹子和毛草做的，现在都改成瓦、砖的了。不过他们盖得是离地的，还是那个习惯，不这样根本就不成，云南气候就是半年雨季，半年旱季，雨季的时候潮的不得了。你要是那种一层的根本受不了。他们就这样，所有傣楼都是高一块，底下养点猪、鸡。在那儿住这么多年发现，农场不是楼，都是瓦房，全得关节炎，人家傣族人没事。生活经验！那会我经常懒得上班，就说：“病了，不去了。”然后我在傣族楼旁边多出来一块平面的地方，好像咱们的晒台，我就在坐在那儿玩，然后看她们傣族女的早上起来梳洗。然后她们一走，我就从竹筒里，偷一团糯米饭团子在那儿吃，特香。她们每天早上现脱壳的那个糯米。我每天就馋那个糯米，就抓一把，真的特香。她们文化保留的挺好的现在母系社会。他们不跟外部通婚，就是男的嫁到女家，嫁三年以后，这家人不能添丁，这个男人就得给赶走换一个。可是男的在那儿，我觉得太享福了。他们除了放牛，耕田外，剩下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就是扛着大枪上山打鸟，在家里抱孩子。剩下所有种、插秧、割秧、回家做饭、织布，全是女的干。傣族要当一个女的，可真不容易。

王静：云南对你的影响，包括你现在画的这些也有？

宋红：我现在修的瑜珈是印度来的，就都像这种根据。我去过几次印度，也是那么艳丽。其实她的文化是从印度来的，傣族人。“韦达文化”是从印度来的。

王静：对，傣族应该是沿袭那种的。

宋红：佛教。它是从印度来的文化来的。每个村都有一个庙。就是“文化大革命”不这样，现在又恢复了，我前两年回去还是这种形式。他们的小孩，该上学了，便送到庙里，当一个小和尚，到20多学成了，出来还俗。有的不愿意出来，在里头当一辈子和尚。有的该结婚了就出来了。通过这个形式学文化，没有学校那种。这个文化挺有意思的，生活是一种文化，让你修身养性，不急不躁。敬神，爱神，爱众生，就是那种体现“奉爱”，挺舒服的。然后慢慢觉得心好像很静，我原来是一个特别暴躁的人，跟男的似的。我跟男的在一起相处，他们都说：“怎么跟你相处，没有跟女的相处那种感觉。”（笑）

王静：能不能详细回忆一下您后来怎么跟黄锐认识的？是在文化宫是吗？

宋红：对，他们也去了文化宫。

王静：好像每个城市都有工人文化宫？

宋红：都有。可能是都是最高的文化娱乐场所。因为每个地方文化宫的活动，有的时候会集中在这里，它是市组织的。“文化大革命”阶段没有了大学，但人的需求，还是都爱美嘛！文化需求，没有大学，还是要有一个地方进修。当时文化宫的三个老师都是工艺美院毕业的。然后他办的那个班也跟大学一样系统，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按照大学那些素描、写生那种进程学，真是培养不少人。像陈小平，王鲁炎等都是那的。王鲁炎是《交通报》的，每一个单位都会派宣传干事到文化宫学，然后在那儿集中，认识，一块聊、一块画，挺有意思的。我就是在那儿才认识黄锐的。他说：得到你画室看看。”看我的小画室，办公室隔出来，这边干活，这边隔出来我自己一个小画室。他说：“你这画也挺有意思，参加第二届吧。”正好他承办第二届呢。我说：“不行，不行，刚开始创作。”他说：“哎呀，你是不是怕政治上的牵连呀。”因为第一次也有点那个什么。我说：“没有、没有。”我这人倒不怕，也没有政治上的什么事，我觉得，画画嘛，与政治无关，我当时就说：“那怕什么呀。”我倒不是那个。后来他说：“那你就参加。”，他自己挑了几张画，第二届就很荣幸的参加了。

王静：你参加的“星星”是1980年那一届？

宋红：对。1979年那次我看了但没参加。

王静：当时看 “星星画展”的时候，应该也是挺震撼的。

宋红：当时我真震撼，我觉得每个人都特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画册看。“文化大革命”那些画都是历史题材，没有个性， “星星画展”在美术馆旁边的小花园里挂着，而且不是一个形式，每个人一个形式，觉得特别有意思。王克平的木雕，我当时觉得特别棒。还有李爽的画，反正当时真的是挺震撼我的。

王静：当时这个震撼是源于什么？是这种自由创作的形式吗？

宋红：视觉感觉它美呀！就是绘画主要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而且让人感觉到美，震撼，有一种启发。后来我自己也进入这种状态，真是挺开心的。

王静：参加完了“星星”之后，你在接着画？

宋红：对，一直在画，拼命地画。文化宫条件也好。

王静：创作环境是很好的。

宋红：对。那会我爱人就说我，说：“我就没见过那么爱上班的人。”因为我有一个氛围，一进去我就想画画，画完了挂起来。想那种氛围，而且文化宫所在的太庙是皇家祭祀的家庙，里头都是五百多年、一千多年的大柏树，特别漂亮。我孩子还说，那时候老跟我上班，觉得最美的一段童年就在那儿。然后里头又有我的小画室，进去以后就想画画有时候我们文化宫办一些画展，展完以后那个画就没人来领了、就不要了。然后他们问我：“要不要啊？”我说：“要”，就拣那个大画布，我就抬回来。我画画从不考虑别的因素，就是画！可能商业价值差，因为我不考虑这个问题，像我刚开始创作，1980年到1985年多数画的都是云南题材，我用的材料也都是逮着什么用什么。有的时候是我们单位扔的窗帘，窗帘布看着挺厚的，就用它来画画。头五年的画（用布画的）基本全碎了。前两天他们拿走的那些八几年的画，都是板子上的（纤维板）。后来有点条件就用亚麻布画画，保存的好一点。那段时间都是画云南的，用表现派手法，他们好多人觉得我那段时间的画挺有意思的，可惜好多都烂了。

王静：我看您年轻时候的照片。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宋红：我也没照好相片，那一次有展览，有的人专门请了一个人还照成这样。

王静：这张画挺好的。

宋红：我的画就一张，没法再重复。再重复也出不了这个效果，我也要死了，难受！我原来不爱卖画，也是不愿意失去。画一张好像就生一个孩子，自己愿意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