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10月26日下午
地点：北京通州宋庄

王静：你在“星星画会”中是最小的成员，今天想请你从个人经历的角度谈谈你眼中的“星星”和你的一些体验？

赵刚：70年代末，大概1976年左右，我才开始看看书啊，想一想一些问题，那时候高考还没有恢复，1978年恢复的高考。我画画其实是从小就开始的，那时是家里逼着画，中国的社会环境总会要求男孩子得做点什么事情，没有点特长的话，会惹事打架什么的，所以从小在少年宫，那时候老师也鼓励画画。那个时候整个城市的小孩都会学美术或者学音乐啦、因人而异。那时候为什么选择音乐、画画，因为这些东西跟政治没关系，就是说很小心谨慎的，学理工，很多孩子父亲是理工科的，被打成右派，学文学更危险，做什么都危险。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学音乐、学画画。1975年的时候大家私下，对中国的社会有一些议论，说中国的社会有一些不好啊，到1976年总理去世的时候，就是四五运动的时候，我还小，现在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会想过一些另类的生活，对社会总有一个评判，这是我加入“星星画会”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当时我出身也不是很好，之后我碰到摄影师池小宁因为我们家是北影厂的，我妈妈是北影厂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就认识池小宁了，然后当时认识池小明的时候，正好要组织一个摄制组《孔雀公主》，是当时最早的一个形式主义的一个片子。当时副导演请我负责做美工，我也不会画这种，我试试画了画，作一个新颖的广告，最后也没有用。但是在这个摄制过程当中我和池小宁的关系就越处越好，当时池小宁给了我一本书，是于勒克写的，慢慢地接受很多当时另类的思想和观念，反正大家都是偷偷摸摸地做这些事。也怕惹事，我们当中也有被警察抓的，我也被警察抓去审问过。汇报给当地派出所，叫过去谈谈话。到1977年，1978年的时候，对我来讲比较关键，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该干嘛，不知道该上大学还是不上大学，77年被保送高考，也没考好，我不喜欢这个教育系统，后来认识一个朋友，40多岁，经常到他家里去，其间认识朱金石、以及“无名画会”的张伟，后来就去张伟家聚聚，可是我又不甘于绘画本身，因为无名画会对我来讲不太适应，那时候只是画画风景什么的，后来我又认识马德升，马德升就把我引见到“星星画会”，所以就参加了“星星画会”。

    第一届时在美术馆的墙外， 1979年是在北海画舫斋，第二届是在美术馆。那时候“星星画会”成员还没有扩大，最开始只有王克平、马德升他们，到1980年的时候情况突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到1981年我没有再高考，也不知道想干嘛。然后我在美院呆了一年专门做漆画，也是彷徨不定，当时美院刚成立壁画研究室，研究室的组建当时是美院的江丰倡导的，江丰、侯一民等，然后招兵买马，把流放的一些艺术家，袁运生、孙海涛也叫来了。我那时候相当于做一个技术上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袁运生的《泼水节》又出事了，就是因为裸体的问题，大家又开始乱了，但也只是闹了一下又压下去了，到1980、1981年，我就自谋生路去了。1982年中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建议我出国。在1976年以后这段时间因为“星星画会”的原因我认识了很多人，当时北京有一条线，《今天》和“星星”都在一块，北岛、芒克是《今天》的，我还曾帮北岛的诗集做了个封面。在“星星画会”之前还有一个组织叫“无名画会”，我跟“无名画会”的人也很熟，但是他们对政治上不是特别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

    “星星”当时的立场比较明显，而且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做这些事情的风险。到第一次画展以后，有一个细节就是江丰支持我们在美术馆做这个展览，做大展的时候就是我们让他看的作品，到后来挂起来的作品，完全让他们失望，可是那时候已经晚了，第二天展览就开幕了。1980年《美术》杂志，第一个以官方刊物的角度登了“星星画会”的作品，包括我的作品，紧接着北岛到《新观察》去做主编，也是官方杂志，是戈扬他们做的，戈扬是老一辈，后来我在纽约也见过他，这属于官方有一部分也支持我们。中国那时候政治人物也变了，四人帮也垮台了，大家都想做一些事情。那时候我出去外边旅游，说是星星画会的，大家都特别渴望跟我探讨一些新的想法，一方面在艺术方面。因为“星星”的风险比较大，所以官方稍有一些希望就进美院了，后来还有个电影也提到了“星星”，算是比较前卫的电影。到1982年我跟其他人的来往也少了，因为感觉没有什么希望了，最后决定出国，读书了以后我就不再参与中国前卫艺术。后来国外曾组织一个国际诗歌节笔会，请北岛去，我就故意回避了一下，当时就不想再参与“星星”有关的事情，只想做学问，趁年轻时候多学点东西，更主要是更纯粹地做艺术，跟政治没关系，我就基本回避了这些中国所谓的前卫主义了，后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的画廊做了一个中国的前卫艺术展，在纽约市影响很大，因为我在那个大学读书，自然就参加了这个展览，包括研讨会，在那之后我就是想画画。

王静： 80年代以后你也逐渐进入了一个职业画家的发展脉络中了？

赵刚：后来“89现代艺术大展”，我在国外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因为国外美术杂志上没有介绍，我周围的中国人也不多。直到我到90年代中期在美国碰到高明潞，听说在美术馆什么大展之类的，我才知道中国发生了这个事。

王静：那么你在国外的时间，跟“星星”的成员，包括跟国内艺术家联系也不是很多？

赵刚：并不是很多，星星画会就是严力，因为都是在纽约。“无名画会”张伟，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一些联系，因为我也不是一直在美国，有时也在欧洲呆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跟我的个性也有关系，跟人来往也少。

王静：那么现在您看“星星”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评判？

赵刚：你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在国外的美术史上，法国“印象派”出现的时候，法国观众觉得这些是乱画，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你看最初大家对“星星”是不是也这么看？我觉得不一定要这么看，但是你可以比较一下去看。因为“印象派”它有一个挣扎的过程，“星星画会”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真正受到传统艺术熏陶和专业艺术训练，在艺术价值上你怎么来衡量他们？而且现在很难用艺术家的功力来衡量艺术家的价值，有人说“星星画会”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没有什么价值，在当时就是给人一些启发，但我觉得他的价值还是在的。因为当代艺术总有一个时髦过程，后来“星星画会”的很多人出国以后接受前卫艺术的过程还是比较缓慢的，当时往往是因为个人原因出国，但是没有真正进入国外当代艺术的范围之内，所以没有参与这方面的探讨。这里面像黄锐还在日本作了一些尝试，严力还一直在写诗，我自己还一直做一个画家一直在画画。

    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89以后这些运动就是在学院派中出现的，像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在中国像他们这一代已经逐渐有一些西方的杂志进来了，有一定的信息量。可是当时我们在“星星”时没有这些，70年代美国的前卫艺术，实验电影或者什么之类也很激烈，因为整个当代艺术真正的形成也就是从5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到60年代观念主义，其实这些历史很短，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似乎走得很远，大家都盲目的去追求当代艺术。80年代当代艺术在德国也比较激烈。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好像是很快，实际上是很慢的。

    我认为 “星星画会”毕竟是在艺术上找了一个不同方式，并不是在生活上找了不同的方式。但是最后大家给“星星画会”的评论就是社会的，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看法，这存在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始终认为绘画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基本功的话，你就不该去画画。很多国外极其有名的当代艺术家，他本身是写评论的，他自己并不是画画的。所以这个东西因国情而异。

王静：你当时在国外读的时候，学院里还是会做一些素描方面的练习吗？

赵刚：我是读普通学院，不是艺术学院，会有艺术课，只是教一些速写，研究生的时候有过一些素描的基本功，社会对一个艺术家的判断也不以有没有基本功为依据。因为中国的学院教育更多追求的是一种美学上的东西，西方已经放弃了美学本身对艺术的影响，完全是分开的一个探讨过程。艺术家探讨艺术家的事情，完全分道扬镳了，中国很大程度上还强调精英文化，当代艺术方面中国也有自己判断艺术作品的方式，它已经完全没有所谓实验派的基础，所以“星星画会”最终的评判我觉得现在是评判不了的，如果说有没有艺术价值的话，还是有艺术价值的，只是不同的国情有不同的判断方式，我觉得现在评判还是比较早了。

王静：你觉得参加“星星”对你个人来说有影响吗？

赵刚：我本身是一个叛逆心很强的一个人，个性里面也有，可能家庭环境的原因，对我来说，“星星”就是可以以另类的方式参与社会，通过星星给我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从此不会走上正规的路。

王静：你在国外接受了几十年的艺术教育，你为什么还会选择画画这样一种方式呢？

赵刚：我做过电影，我也做过雕塑，很多尝试以后我觉得更喜欢画画，画画比较难。从90年代以来，绘画已经死了好几次了。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压下去，我觉得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当代艺术的尝试并不是很坚定的，还是妥协性很大，不是很真诚的，很多人只是在形势上找一个特殊的观点，一旦有物质的诱惑，大家突然又回去画画了，因为艺术作品还是要收藏的。后来这些人也有些很好，像安迪?沃霍尔是比较彻底的前卫主义，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是机会主义，当代艺术里机会主义特别大，但是它不稳定，淘汰过程也很快。艺术家是没有人格的，他们的人格就是在于找一个机会让自己去生存下去。